性別新知 I/ 蔡適任的敘利亞之眼
蔡適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博士、《沙漠化為一口井》及《撒哈拉，一片應許之地》作者
前言
2011年，敘利亞受阿拉伯之春影響，舉行多場大型示威活動，不料竟演變成武裝衝突，導致多國勢力介入，10年來，數10萬人死亡，流亡在外的難民不計其數。
這場內戰至今方興未艾，敘利亞成為恐怖分子活躍之地，少數來自歐美及北非的年輕人自願前往戰場，加入伊斯蘭聖戰士（Daesh）行列。男性或為游擊隊員，女性則成聖戰士妻子，這些年輕自願者往往是生活在歐洲國家的阿拉伯或北非移民第二甚至第三代，因在西方社會適應不良，抑或處於尋找自身價值的青春期，被有心分子煽動，走上前往敘利亞打仗的不歸路。待伊斯蘭國（TheIslamic State）敗仗連連，不少人後悔了，卻難以返回原居地，歐美社會輿論普遍不願接納這些人，以至於他們時常被困在生活條件極差的難民營，求助無門，其妻兒處境愈發艱難。
相同情況發生在摩洛哥，伊斯蘭聖戰士妻兒歸鄉路漫長遙遠，不僅難以獲得國際媒體關注與同情，摩洛哥國內輿論同樣漠視其艱難困境與晦暗的未來。
摩洛哥聖戰士與其遺孀
摩洛哥位於北非，緊鄰歐洲，因其特殊地理位置、歷史、文化與宗教因素，長年面臨恐怖主義等跨國犯罪活動的威脅，不僅國內曾數度發生恐怖攻擊，亦是伊斯蘭聖戰士輸出國之一，弱勢族群尤其容易受激進份子煽動，少數年輕人被洗腦，自願加入伊斯蘭國行列，經由正常管道抵達土耳其，再非法跨越邊界，進入敘利亞甚至伊拉克，加入戰場。
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後，陸續有新的恐怖組織誕生，據摩洛哥官方消息，已有1,654名摩洛哥公民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其中包括290名婦女與628名兒童或未成年人，規模之大與人數之多，已非過往單純招募戰士的恐怖組織，而是擁有領土、經濟與社會組織的國家所推動的計畫。
這些自願加入伊斯蘭國的摩洛哥公民，不少已陣亡，有些仍在戰場，少數被捕，接受審判，有些被關押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監獄，在伊斯蘭國被擊潰並失去大部分領土後，部分住在敘利亞、伊拉克或土耳其的難民營裡。
不少摩洛哥男性前往敘利亞時，強迫自己的妻兒必須跟來，在傳統架構下，女性是男性附屬品，妻子對自己的命運毫無決定權，只能服從，一旦男子戰亡，留下深陷戰場的妻兒，走投無路，處境堪憐。
身分與國籍證實上的困難
由於敘利亞北部難民營位於武裝勢力控制範圍內，危機四伏，安全堪虞，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難以深入當地，導致摩洛哥政府無法確認這些摩洛哥籍伊斯蘭聖戰士的遺孀與子女人數與真實身分，就連敘利亞難民營裡的摩洛哥公民人數都不得而知。
未成年孩子的國籍確認本身就是個難題。
有些年紀較大的孩子在摩洛哥出生，爾後被父母帶到敘利亞，這些孩子的國籍較容易被確認，然而許多孩子出生在敘利亞難民營，沒有任何官方正式文件可確認父母真實身分，甚至連與照顧他們的婦女之間的關係，都是個謎，連帶無法確認這些孩子是否真的有權擁有摩洛哥國籍。
尤其如果父母其中一方並非摩洛哥籍，加上缺乏正式結婚證件，所生子女更難擁有任何國籍。
即便父親的摩洛哥公民身分已被確認，部分可能擁有雙重國籍（摩洛哥與歐洲某國），多數人經由非法秘密管道抵達敘利亞，行蹤難以追查，在抵達敘利亞之後，迅速將官方文件銷毀，若他們在當地結婚，往往是在沒有正式官方證明的情況下進行，難以核實婚姻狀況與婚姻下的親子關係，連帶無法確認這些妻兒是否擁有摩洛哥國籍，加上外界與難民營缺乏正常溝通管道，導致這些婦女與兒童離開敘利亞難民營的機會微乎其微。
在摩洛哥婦女方面，她們多半單純陪伴丈夫前來敘利亞，扮演傳統賢妻良母角色，少數實質加入恐怖活動，然而礙於摩洛哥政府跟當地政權關係緊張且疏遠，缺乏協調溝通管道，一旦沒有足夠資訊來評估這些婦女的真實身分以及對恐怖活動的參與程度，摩洛哥國門便不可能輕易為她們而開。
催淚而無奈的人間故事
近年來，這些伊斯蘭聖戰士遺孀與家屬不斷藉由媒體呼籲，希望能讓困在敘利亞難民營的摩洛哥公民返國，尤其是婦女與兒童。
哈米達（Hamida）原本與丈夫居住在摩洛哥北部大城得土安（Tetouan），生活還算過得去。2014年時，哈米達被迫帶著小孩，跟隨丈夫前往敘利亞。丈夫與多數伊斯蘭聖戰士不同，受過高等教育，然而思想保守傳統，相當激進且高度認同伊斯蘭國。
待一家人輾轉到了敘利亞，丈夫在後勤部隊，負責處理電腦資訊工作，哈米達則在家裡照顧小孩，對伊斯蘭國一無所知也不感興趣，認為戰場生活充滿危險，數度要求丈夫返回摩洛哥，丈夫慨然拒絕，將她視為奴隸般限制行動。不久，丈夫戰死，如願地「殉道」了，自此她跟孩子被困在敘利亞，進退不得，不僅回不了故鄉，甚至被視為是罪犯，是恐怖分子，敘利亞生活條件極度惡劣，孩子們生了重病，哈米達不得不求助媒體，希望可以帶著孩子回摩洛哥，結束這場惡夢。
另外也有少數較為幸運的例子，年已6旬的婦女拉蒂法（Latifa）平時居住在非斯（Fes），有天，兒子媳婦未經她同意，帶著孫子前往敘利亞，加入伊斯蘭國行列。7、8個月後，她接到媳婦從敘利亞來電告知，她那自願加入伊斯蘭國的42歲兒子已經被炸死，媳婦與5個孫子全被困在敘利亞。
這位勇敢的祖母隨即隻身前往敘利亞，試圖將5個孫子帶回摩洛哥。
待她成功經由土耳其進入敘利亞，伊斯蘭國人員試圖說服她留下來，願意提供住宿與金錢，全被她拒絕了，堅持要見到孫子們，她的護照與手機都被拿走，被軟禁在生活條件極差的屋舍長達一個月，她每天哭號，瀕臨崩潰邊緣，才終於獲准見到孫子們。
雖然拉蒂法有權帶著孫子們離開，隨之而來的卻是無止境地等待，她這才發現，進入敘利亞相對容易，離開卻難如登天！幾經輾轉，在庫德族部隊以及走私者幫助下，她們一家來到庫德族控制的難民營，生活條件依舊惡劣但相對改善。
媳婦不幸地在難民營病逝，5個孫子全仰賴年老的拉蒂法一個人照顧，數年過去了，拉蒂法依然等待將孫子們帶回摩洛哥的許可，數度對國際媒體表示，難民營不適合幼兒成長，而她已經年邁，沒有能力保護年幼的孫子，希望可以盡快回到摩洛哥，她甚至請摩洛哥記者們為她祈禱，請記者在每日5次祈禱時，不要忘了她。
類似的催淚故事不可勝數，面對類似處境的婦女與小孩，摩洛哥政府態度相對溫和且願意提供協助，在司法調查總局正式介入後，若認定這些人並非恐怖分子，多半會伸出援手，以專案處理，安排他們返回摩洛哥，重新適應社會。
相對地，歐美國家則反彈極大，社會輿論多半不歡迎這些人回到國內，除了認定他們是罪犯，更害怕這些人是未來的恐怖分子，甚或撤銷其公民身分，甚或拒絕入境。
最知名的例子是年僅23歲的貝甘（Shamima Begum），15歲時，從英國前往敘利亞，加入伊斯蘭國，嫁給荷蘭籍的伊斯蘭聖戰士，婚後生下的3名子女皆早夭，爾後住進敘利亞難民營，2019年，試圖遵循法律途徑返英，引起輿論極大反彈，即被取消英國公民資格，但因她曾公開指責伊斯蘭國，甚至在難民營化妝、穿運動鞋，觸怒他人，棲身的帳篷被燒，面臨生命危險。
人道考量與國安隱憂
不少人權組織以兒童教育、健康與安全等考量，主張讓這些婦女兒童從敘利亞北部難民營返回摩洛哥，同時減少這些孩子長大成為恐怖分子的可能性。
雖然在聖戰士組織裡，女性主要扮演母親、妻子甚至護士等傳統女性角色，但有些極可能已被極端主義洗腦，腦中充滿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對於恐怖罪刑毫無悔意，未來依然可能重新加入恐怖組織，進行犯罪活動，成為潛在威脅。
尤其這些包括婦女在內的恐怖分子在敘利亞受過製造各式炸彈、致命毒藥、發動恐怖襲擊以及處理武器等訓練，甚至有能力宣傳恐怖主義進而招募新進人員，一旦回國，可能成為社會隱憂，以至於這些人的最終去處成為各國棘手難題，在在挑戰國家安全、人道考量與司法制度。
兒童的問題更為複雜，若父母其中一方已身亡，其子女立即面臨生存與健康各方面的疑慮，急需外界援助，是而國際組織不斷呼籲必須協助這些戰火下的無辜生命。
然而這些孩子極可能在恐怖主義氛圍裡成長，耳濡目染下，腦中充滿極端思想，若回到摩洛哥後，並未改變其思維與價值觀，未來仍可能走上歧途，成為社會不定時炸彈。
也因此，摩洛哥輿論普遍反對讓伊斯蘭聖戰士與其妻兒返國，不少民眾認為既然他們當初決定前往敘利亞加入恐怖活動，活該死在戰場上，摩洛哥內部問題已經夠多了，不需再增加國安隱憂。
歸國後
據2021年摩洛哥官方說法，在加入伊斯蘭國行列的1,654名摩洛哥公民裡，共288名婦女，其中99人已返回摩洛哥。
已被遣返回摩洛哥者，曾參與伊斯蘭國的成員已被捕，並依據罪刑嚴重程度而接受法律制裁。
至於並未實質加入恐怖活動的婦女及兒童，由政府並提供各種協助，讓他們接受心理諮商，療癒在敘利亞遭受的創傷，並且不讓他們在媒體曝光，保有隱私，避免遭受輿論壓力或被貼上標籤，以便將來重回人群，重新融入社會。
結語
恐怖主義與伊斯蘭國的問題極端複雜，或許真如2019年由林君陽執導的影集《我們與惡的距離》所說：「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個20年，去養一個殺人犯。」在每一個走上極端的人背後，都有著一個獨特的生命故事，藏著一個痛苦、悲傷、茫然甚至孤立無援的靈魂，以及未必能為外界所了解的價值觀與思維，再更往下挖，便是觸及牽動著所有人的社會網絡與傳統結構。
制裁甚或懲罰「加害者」，立即帶來「伸張正義」的快感並隨之將事件拋諸腦後，這相對是容易的，輕盈的。然而憤怒與懲罰並不能中止罪惡。相反地，試圖站在「加害者」立場，思考整體結構與社會文化等環環節節的問題，甚至試圖尋找解方，建立更穩健的防護網，或者接住這些掉落在「正常軌道」之外的人們，卻是相當相當困難、複雜、耗時且未必能有立即成效的。
然而唯有出自於「愛」的行為才能帶來和平與愛。
補充說明
2022年底，當地傳出恐怖組織計畫殺死包含摩洛哥婦女在內的多名女性，理由是傳遞違反伊斯蘭教義的思想。這群困在難民營的婦女只能帶著孩子，從一頂帳篷逃到另一頂帳篷，因不想眼睜睜看著孩子死在恐怖份子手上，懇求摩洛哥政府允許其返國。
據2022年摩洛哥官方消息，被關押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摩洛哥籍囚犯估計有277名，其中包含65名男性、30名女性、182名兒童及17名未成年孤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