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新知
李博泓｜戲劇與性別教育工作者
2019年夏天，我在印度北方邦的一些學校志願工作，擔任戲劇教師。後來根據新聞報導¹我才知道，當年在北方邦發生了印度境內最多起針對女性的暴力的案件。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我有幸見證了本地的女權主義教師們如何在印度學校努力推進性別平等議題。
[1]參考自 UP had most case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2019; across India, 87 rapes reported per day: NCRB。https://scroll.in/latest/974499/up-had-most-cases-of-violence-against-women-in-2019-acrossindia-87-rapes-reported-per-day-ncrb
在出發去印度之前，我對當地的女權教育充滿了疑問：「在交織著種姓制度的複雜社會背景下，跟生活在極度貧困的女孩們談論女權主義，真的可能嗎？教育質量會不會大打折扣？這樣的教育努力有價值嗎，會不會遇上經濟問題就被拋之腦後？」我曾聽過女權倡導者分析「女權主義的普及一定是要從中產階級入手才是最有效的」。也想起2013年我首次到訪印度時意外發現一些城市大部分的公共廁所沒有女廁，因為人們堅信「女人們只會待在家裡，政府自然就沒有必要為她們在公共場所修建廁所」。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本地的女權教育會是什麼樣子的呢？
在北方邦工作期間，我觀摩了由本地教師開設的「批判性對話」（Critical Dialogue）的課程。這些學校設立這門課程，並不使用特定的教材，而是僅僅由授課老師選定主題，在課堂上和學生進行批判性對話。學校其它課程多以英文授課²，然而，為了鼓勵更多學生參與討論，讓學生可以更自由舒服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老師在上「批判性對話」時往往採用印地語授課。至於實際上課情況，大部分似乎只是跟學生聊聊天、拉拉家常，在課堂上大家最常做的就是「說說我的故事」。然而，這樣似乎「沒有知識價值」、「沒有密集理論灌輸」的課程卻是一門實實在在的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2]我觀摩的課程以印地語授課，一名教師陪同我觀摩，將上課內容及時口譯為英文，幫助我理解課程內容。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介紹的課程發生在當地一所女子學校。大部分學生來自低種姓、貧困、高健康風險、食物和水源短缺的家庭背景。為了讓學生上得起學，一年級學生的每月學費為30印度盧比（約新臺幣13.5元），隨後每年遞增，最後一年的每月學費為400印度盧比（約新臺幣180元）。學生們不必在學期初一次性繳納所有學費，而是每月繳付學費，這讓許多學生們有信心靠自己工作來掙得學費。因為許多學生們需要工作，所以學校上課時間為下午1點半到傍晚5點半。比如，有些學生在早上先到富人家庭做家務，下午上學，放學後又繼續工作，一般每天工作4–6個小時。
什麼是父權？
在這節課上，任課教師RoliSaxena選定的探討題目是「什麼是父權」。由於其他教師當天有進修任務，他們所任教班級的學生都暫時併入Roli老師的課堂，參與的學生突然由20人激增到112人。學生們來自7–10年級，集中在13歲至19歲的年齡段（其中，一名學生是育有4名女兒的24歲單親母親，她的女兒們也在同所學校就學³)，課程時間為40分鐘。
[3]為了鼓勵單親媽媽就學，學校提供了她一份工作。下午放學後，這名媽媽會到我們辦公室做清潔，她的女兒們 則在辦公室做功課等她下班。這樣既幫助她獲得經濟收入，也方便她照看女兒們，同時也為她們提供了一個 課後繼續學習的安全地方（一些學生住在路邊帳篷或廢棄樓房，晚上沒有照明設施，一旦天黑就難以學習）。
「男人們統治著社會」、「女性是在男性之下」、「離開了男性，女人就什麼都不是」、「這些男性就是父親、丈夫、兄弟和祖父」……學生們開始回答。起初，我有點驚訝學生們能夠這麼直接、快速地回答這樣的概念性大問題。但轉念一想，從她們進入學校就讀一年級開始，當時大約五六歲的她們便開始接受這門課的訓練。雖然在1–4年級時的話題相對簡單，討論的部分也會比較少，但這些話題涉及了「什麼是女孩/男孩」、「什麼是父母」、「什麼是家庭」，乃至是「什麼是暴力」。通過一點點的討論，學生對社會、家庭和周遭生活環境具備初步的理解能力和認知基礎。隨後，從五年級開始，老師就會順著這些概念開始跟這些10歲小孩討論「什麼是家庭暴力」。在這樣的課程設計下，「父權」的話題對她們而言並不陌生。
每當在印度學校討論性別平等的話題，「得到父親的准許」是經常被學生們提及的日常經驗。如果不是去工作或上學，女孩子們要出門，必須得到父親的允許。由於我的一些學生在鄉村生活、而他們的父親在城市工作，我曾問學生：「你的父親在很遠的地方工作，那你怎麼得到他的批准呢？」學生回答：「如果見不到父親，得不到允許，我就不能出門。」我追問：「如果得到母親的准許，你可以出去玩嗎？」學生無奈地搖搖頭：「不行。母親必須得到父親的同意，才可以有權力批准我。」
在這堂課上，學生們根據這些經驗，總結出「父權的表現之一就是男人們替女性做了一切的決定」，比如決定了什麼是女性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要做某些事情前一定要取得家中男性的准許。緊接著，Roli老師追問：「在這樣的規則下，女性要承受什麼的生活？」
「女性沒有外出的自由」、「父親乃至兄弟為女孩子們做一切的決定，女孩不能為自己做決定」、「因為父母會擔心女生的安全，所以男生可以在晚上自由外出，女生卻不能」……隨著老師不斷請女孩們思考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女孩們開始回應越來越具體的經驗：「女孩們要慢慢地講話，不管是在家還是在外頭。」、「女性不能自由選擇我們想要穿的衣服，是我們的社會和男人們幫我們決定了女性可以穿什麼。我們要穿紗麗，穿長裙，但如果穿牛仔褲或迷你短裙，就會受人非議」。
有個女孩甚至說：「女孩就是要準時！」聽到這個答案，我愣了一下，並不能完全理解。老師請她解釋多一些。她說：「作為女孩，我們一定要準時，不能遲到。如果我們遲到，就會被責怪。可是，男孩們卻可以不守時。他們遲到了，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後果。」這是一個細微且深入的觀察，讓我忍不住回想自己的生活經驗，確實如此。從小我就慢慢習慣了容忍一些男生的遲到習慣，卻嚴格要求自己不能遲到，不能讓別人等我。久而久之，我只以為這是「個人品性」不同，難以察覺其中藏著社會對不同性別者的不同規範。
「家庭」是女孩們最重要的話題，年幼的她們往往承擔著沈重的家庭責任。在「批判性對話」的課堂上，她們慢慢意識到這些「家庭責任」的「沈重」，「雖然女性在家裡承擔一切的家務，比如負責一日三餐，但是，我們從來都只是煮家中男性愛吃的食物。我們總是要小心翼翼地問父親和兄弟，他們喜歡什麼樣的食物，我應該要做什麼樣的菜式。」Roli老師追問：「那你的兄弟們在家裡承擔的家務跟你們承擔的一樣多嗎？」女孩們集體搖搖頭：「不，不！老師，我們要洗全家人的衣服，要去採購食物，要清潔房子，要……」。
雖然討論的是「什麼是父權」這樣看似宏大的議題，然而，「批判性對話」課程由學生的生活入手，鼓勵學生用生活經驗來回應議題。從討論「誰在做決定」，學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意識到「只有父親、兄弟等能做決定，這樣的制度運作建立了男性的權力，這就是父權」。
尋找突破困境的可能
「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存在？」Roli老師問女孩們。
「因為女性們並沒有發出她們的聲音！」一個女孩答道。「女性們沒有發出聲音，是因為她們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另一個女孩馬上舉手補充，「如果今天我們接受了合適的教育，明天就會有改變的可能」。課堂只有短短40分鐘，Roli老師將課堂結尾落在了「突破困境」的發想上。女孩們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觀察，思考有哪些可能作為突破點的地方：
「如果女孩們去工作，她們賺到錢了，就有一些做決定的權力了！」
「可是，男性們並不太喜歡這樣。因為我們可以為自己做一些決定了！」
「對！男性們害怕女性工作後賺到錢了！甚至賺的錢比男性還多！因為他們擔心女性可能從此不順從他們的規則了，也不那麼尊重男性了。」
女孩們拋出了自己的思考。這所學校的許多女孩除了要承擔家庭勞動，還要工作掙錢。在我教過的一個班級，10歲左右的孩子們平均每天要工作4–6個小時，比如早上到別人家做家務4個小時，下午到學校上課，傍晚放學再工作2個小時。比如，在一個單親家庭中，父親沉迷酒醉，大女兒從7歲開始工作，每月賺取1000印度盧比（約新臺幣450元），不僅要賺錢養活一家六口（有4個妹妹弟弟），還要應對不斷要錢的父親。甚至有一次，她的父親未經她知情，突然賣掉她的課本，以換錢買酒。即便兼顧學業、家庭和工作的生活很艱辛，這些女孩們還是肯定了工作帶給她們的（些許）自由。
Roli老師告訴女孩們：「如果我們不發出聲音，沒有人能夠幫助我們！在印度社會，我們要爭取權利，不能繞過父母。我們要不斷告訴他們，什麼是我們想要的，什麼是權利。通過向父母談論這些，讓父母理解我們。重要的是，我們從自己開始改變，然後改變家庭和周遭環境，最後，我們要一起改變社會。」
教師對「批判性對話」的思考
在課堂結束之後，我訪談了Roli老師。Roli老師在這所學校工作了約14年，不僅教授批判性對話，也教授學生如何進一步運用戲劇來表達自己的思考。
Roli老師大方地介紹自己：「我是一個單親母親，獨立撫育兩個小孩。我的故事跟許多印度女性一樣。在原生家庭裡，我有3個姐妹和1個弟弟，曾經有過很美好的生活。但在我24歲結婚之後，遇到了許許多多問題。後來，我選擇結束了這段長達11年的婚姻。」
這樣的故事在印度仍是帶著「不光彩」的色彩，然而這也是她會在課堂上跟學生真誠分享的內容。「我會跟學生分享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這樣學生就會覺得，老師並不會像社會上其他人一樣對這些事情感到羞恥，她們就有勇氣講述她們的生活。」不僅如此，她也會跟學生分享之前學姊們的故事，「學生知道了別人的故事，她們可能也認識那個人。學生就會覺得，她們之間產生了聯結。這種聯結感會讓她們更願意把自己的故事講述出來。」Roli老師不斷地向我強調：「分享真實的故事！一定要不斷地分享真實故事。因為她們看到了老師也這樣做，她們會被感染，也會這樣做。」
「我會跟學生分享我看到了什麼，我是怎麼做的。」比如在這堂課上，Roli老師就分享了早上剛剛發生的事情：「我的兒子要去市場買東西。我說我載你去。可是兒子拒絕了，堅持要自己騎車。因為他覺得坐在一個女人的機車後座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最後他把機車騎走了，我只能叫計程車來上班。」通過這種方式，Roli鼓勵學生帶著「性別」的「眼鏡」去觀察和思考生活中每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在往常的課堂上，Roli老師會更進一步帶著學生把這些分享出來的故事變成「戲劇」，「戲劇的題材往往都來自學生的真實家庭故事。不論是演出者還是觀眾，他們都會打從心底被感動。只要故事是基於真實生命的，他們能夠感受這個故事。尤其是當他們把故事演出來的時候，他們能夠像故事分享者一樣，在這個故事中感受良多。」
不僅幫助學生積極應對生活中各種難題，Roli老師還會進一步鼓勵學生思考如何改變週遭環境，為自己和未來的女孩們創造更加性別平等的社會。「我認為改變社會的路徑大致如此：首先，讓女孩們和她們的母親有所改變；其次，影響家庭和鄰居，讓自己生活的社區有所改變；最後，通過這樣的方式，我們會慢慢地改變社會。因此，我會不斷鼓勵女孩們在生活中做出積極行動。比如建議她們將在學校學到的內容跟母親分享，跟母親討論她應該做什麼、不需要做什麼，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在印度社會，我們要謹慎地努力。比如在我們學校，許多學生的父母沒有受過教育。我們在追求性別平等的同時，要平衡好跟父母之間的關係。」Roli老師分享了在現實層面的顧慮：「我們很小心避免激怒父母，因為一旦發生這樣的事情，父親可能會把女孩們從城市帶回鄉村，隨便挑一個男人就把她嫁掉。」
課堂之外，是在真實的困難中做努力。在課堂上，學生跟老師建立了信任與連結，於是，在課堂之外，當學生遇到煩惱或困難時，往往會找任課老師傾訴。「此時我們要做的，就是認真地傾聽學生，讓他們能夠有機會完整地講述他們的煩惱或困難。只有在完全了解情況之後，我們才能給出建議。」
Roli老師分享了一個最近剛發生的事情：「一個學生告訴我，現在有個男孩在追求她，可是她想要認真學習。因此，她詢問我的意見。我告訴學生，去告訴這個男孩，如果他愛你的話，他可以等待你，直到你畢業；如果他不能等待，那他可能不是那麼愛妳。學生說這像是一個給男生的測試，她想要這樣去跟那個男孩子說。」
結語
雖然面臨不同的社會環境，印度和臺灣的女權主義教師們都一樣勤勤懇懇地耕耘著性別平等議題。本文希望中文讀者可以通過這一節日常課程了解印度女孩們被教育賦權的過程，思考將印度的女權教育作為臺灣性別平等教育發展的借鑑之一。
根據在臺灣國中教學的張雯詔老師介紹，臺灣教育部規定中小學每學期要有4小時關於性別的課程或是活動。「目前臺灣各階段教育從幼兒園到高中職都沒有單獨為性別一科目的課程。依照新的108課綱，性別主題教學放在議題的部分。雖然課綱會針對各項議題給予明確的學習目標實質內涵等，但對於性別議題沒有提供統一的教材及課程內容。」以雯詔老師的教學經驗為參考，她通常會把性別議題放在國語綜合及閱讀的課程中，根據相關教學內容延伸到其它文本。
同樣是沒有固定教材和課程內容，兩地教師都面臨著「如何有效啟發學生性別意識」的挑戰。我在印度工作期間，觀察到學生們不僅在「批判性對話」中學會獨立思考，給出自己的答案，發出真實聲音，也在沉浸式教學的課堂中學習如何提問、深入發掘問題和進行邏輯對話。因此，臺灣教師們可以考慮學習「批判性對話」方法，將這一方法引入自己的課堂，豐富對性別議題的教學方法，融合本地脈絡，發展出本地教學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