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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值的傷害：COVID-19 疫情如何揭發社會不平等的瘡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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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企劃／國際人權公約在臺灣

廖浩翔｜本刊助理編輯

圖 / Miguel Á. Padriñán / pexels

疫情之下的您，生活還安好嗎？或許，多數讀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疫情之下，困難的不只是配合各式防疫限制，像是戴上口罩，外帶餐點而 不再內用等等；還有認清過去的生活模式已成過去，我們得在一片混沌陌 生中，找到一絲還能依循的生活 / 生存軌道。 或許，有些人順利或勉強調適，另一些人則落入困境中掙扎求生。雖然病 毒不會挑人，但疫情帶來的衝擊，並不是均值的；政府或社會在疫情中的 應對，其實加遽特定群體的生活困境。也就是，病毒其實讓各國社會既有 的不平等，以戲劇化的態勢暴露在我們面前。

隱形於疫情之下的哭泣：兒童

雖然確診案例中，兒童不是主要組成部分，兒童受到的衝擊卻往往在討論中 被隱形。首先，學校停課，便衝擊兒童的教育權。截至 2020 年 4 月，全球共有 188 個國家關閉校園，影響超過 15 億名兒少。儘管大部分國家改用遠距教學， 卻有高達 7 成的低收入國家沒有實施 ( 或許是沒有能力，或沒有足夠資源 )，且 在疫情前，全球已有高達 1/3 的兒童，無法取得數位網路資源 (UN, 2020a, pp. 7–8)；這些兒少不僅因此停課，也停學了。就算在臺灣，也有許多家庭需要多位 孩子擠在一台螢幕前。其影響不容小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¹ (2021) 即發現，因 為疫情，全球缺乏基礎閱讀能力的兒童，正急速增加²。而對於本就非常仰賴面 對面的互動與支持的身心障礙學生而言，遠距教學使其比其他學生，學習成效打 了更多折扣 (UN, 2020a, p. 12; Melissa et al., 2020, pp. 38–39)³。

[1]該組織全稱原文為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簡稱 UNESCO。
[2]疫情爆發以前，全球缺乏基礎閱讀能力的兒童已在下滑，預計 2020 年將能從 4.83 億降低至 4.6 億名兒童，疫情下的實情，卻是急速增長至 5.83 億 (UNESCO, 2021)。
[3]之所以如此，蘭雅國中林思賢老師 (2020) 舉例解釋，障礙兒童多元的限制與需求，往往 讓他們困難於使用線上學習平台。例如，學生可能無法自行讀懂課程內容，或需要老師即 時互動，來協助學生保持專注。而受疫情影響心理狀態的學生 ( 如：仰賴穩定與規律的自 閉生 )，也需要老師及時的支持與等待。雖然線上學習平台有許多師生即時互動的功能， 卻遠不及於面對面般具體真實。此外，學校平時也為學生擔負或媒合了許多支持服務 ( 如： 提供輔具、助理員協助、物理治療師、家庭支援等 )，確保障礙生能無礙開展校園生活。 障礙生這方面的需求，不會因為停課而消失。如何在疫情期間維繫支持，又能合乎防疫規 定，無疑是艱鉅的挑戰。

當政府鼓勵 / 強迫民眾待在家中，關閉學校等其他公共設施與服務，大部分孩 子或許 ｢ 只是 ｣ 暫時失去了學習與遊樂的地方，但對有些孩子來說，學校原本是他 們的避風港，這種回應疫情的方式，卻將他們無情掃入暴力的烽火。世界各國的家 暴通報率都在上升 (Melissa et al., 2020, p. 41; UN Women, 2020a)⁴。疫情帶給家長 的焦慮，增加了暴躁衝突的可能，在緊密又無法避開的相處下，孩童可能因此成了 出氣包。就如一位奈及利亞 13 歲女童的心聲，｢( 疫情帶來的 ) 經濟狀況和就業的 不穩定性，讓他們 ( 指父母 ) 變得很容易生氣，讓待在家變得更困難。去到學校和 同學相處，是曾經存在的一種逃離方式 ｣(Melissa et al., 2020, p. 29)。 當學校關閉，甚至封城，孩子不僅無法逃離，老師或社工也不再能透過觀察孩 子身上有無傷勢，以協助孩子求助。疫情創造了完美的受暴環境，而孩子困在其中。 不過，並非每一位孩童都受到一樣的暴力威脅，身心障礙、女童、難民與其他弱勢 兒童，有更高的受暴比例，卻陷在更艱難的求助困境 (UN, 2020a, p. 10; Melissa et al., 2020, pp. 41–43; UN Women, 2020b, p. 11)。

[4]根據聯合國婦女署 (2020a) 的統計，疫情爆發前，全球已有高達 2.43 億 15 至 49 歲的女性受 到來自伴侶的暴力，甚至超過三分之一被謀殺的女性，加害者為前任或現任伴侶。政府因疫情 祭出封城措施後，各國都接獲更多家暴求助電話 / 訊息。舉例而言，法國、塞浦路斯、新加坡接 到了比平常多三成的求助電話或家暴舉發。

當學校關閉，甚至封城，孩子不僅無法逃離，老師或社工也不再能透過觀察孩 子身上有無傷勢，以協助孩子求助。疫情創造了完美的受暴環境，而孩子困在其中。 不過，並非每一位孩童都受到一樣的暴力威脅，身心障礙、女童、難民與其他弱勢 兒童，有更高的受暴比例，卻陷在更艱難的求助困境 (UN, 2020a, p. 10; Melissa et al., 2020, pp. 41–43; UN Women, 2020b, p. 11)。

瘟疫與性別的交織：婦女與女童

學校停課後，大眾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是：｢ 誰來照顧孩子？ ｣ 誰來替他們安裝視 訊設備，與老師協調遠距教學的事宜？孩子肚子餓了，是誰會主動到廚房趕緊弄點 吃的？孩子遇到困難時，通常第一個會叫喊誰？

媽媽。或許讀者不用仔細思考，也能得出這答案。

既有研究已告訴我們，女性承擔了比男性更多的親職勞動 (Hochschild, 1989/2017)，而全球平均而言，疫情讓女性比男性多負擔了 3 倍的親職照顧工作， 使更多女性深陷親職照顧與工作之間的拔河。這些照顧工作不只是育兒，還包括照 顧長者與患病的親人 (UN, 2020b, pp. 13–14)。於是，許多女性 ( 尤其是無法遠距工 作的女性)必須抉擇，該保有工作與穩定收入，還是放棄工作。既有研究也告訴我們， 當夫妻兩人中有一人必須放棄工作，放棄的幾乎是女人，尤其社會上多數女性所從 事的工作薪水比較低廉 (ILO, 2018)⁵，而合理化了這個實際上並不正義的抉擇。

[5]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2018) 的全球性研究，女性的月薪不及男性的八成。也就是，女性每個月的 收入比男性少了至少 20％，但是當聚焦在開發中國家，兩性間的薪資差距其實更大。促成如此 ｢ 性別工資差異 ｣(gender pay gap) 的因素很多，包括：同工不同酬、傳統上由女性從事的職業 薪水較低 ( 如：清潔員、秘書、護士等 )、女性被要求擔起親職責任而無法完全投入職場或只能 從事兼職零工。

問題不僅如此。由於女性的收入普遍較男性少，疫情對女性與單親媽媽的經 濟衝擊更為劇烈。譬如，開發中國家有高達 7 成的女性，靠著沒有就業保障的地下 經濟⁶度日，像是家務清潔、打零工、攤販，她們必須每天工作才能糊口，但疫情 之下，多數的她們將失去工作 (UN, 2020b, pp. 4–5)。聯合國婦女署⁷ (2020b) 預 估，疫情將造成約 2.47 億位 15 歲以上的女性陷入極度貧窮⁸ ，比同齡男性整整多 了一千萬人 (p. 7)。

[6]原文為 informal economy，又譯 ｢ 非正式經濟 ｣。
[7]全稱為聯合國促進性別平等與賦權女性署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簡稱聯合國婦女署 (UN Women)。
[8]亦即一天只能消費少於 1.9 美元 ( 約臺幣 53 元 )。

除了母親，疫情期間親職照顧工作落在女孩 ( 而非男孩 ) 身上，也是全球皆然 的現象。根據調查，每 5 位女孩中，即有一位表示需要負擔太多家事，而阻礙在家 學習 (Melissa et al., 2020, p. 39)。當家庭失去收入，待在家中的女孩往往被要求 撐起家計，投入險惡的勞動環境，甚至因此被迫未成年結婚，或從事性交易，來為 家裡賺取收入。她們於是暴露在剝削、性病、性別暴力與意外懷孕的風險，相比同 齡男孩，她們更可能因此永遠無法再回到學校，從此停學、失學 (Akmal, Hares, & O’Donnell, 2020)。

強化阻礙的高牆：障礙者

因應疫情，政府要求人民戴起口罩、維持社交距離、待在家中、封城等，這類 防疫政策其實預設了 ｢ 每一個人 ｣ 都能配合規定並維持基本生存。實際上，這些 預設並未將障礙者納入考量。譬如口罩的設計、取得與配戴方式，其實對不同障礙 者，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阻礙：小耳症患者因耳朵構造，無法順利配戴一般醫療口罩；有些腦麻患者則可能因流口水，無法保持口罩乾燥，影響防護功能；需要閱讀唇語 的聾人，則因為大眾以口罩將嘴形罩了起來，而無法順利溝通 ( 人約盟，2020)。 當口罩已經成了公共交通與公共場所的通行證，無法順利適應口罩的障礙者，不 就變相被排除於社會之外？

以遠距教學替代實體教學，其實也預設每位回到家裡的孩子，都有能無時無 刻照顧他們的家長。然而，同步並行的防疫措施，卻沒有撐住為人父母的障礙者。 Lamagdeleine(2021) 報導中的愛文斯 (Crystal Evans) 是位育有 1 女的單親母 親，因為患有神經肌肉疾病而行動不便。她本可以邊在家工作，邊照顧女兒。但 在疫情之時，一切卻變得困難重重，廚房更是成了近在眼前卻無法到達之地。因 為乘著輪椅的她，需要藉助助理員才能使用充滿阻礙的廚房，但防疫政策的限制， 讓她申請不到助理員來家中⁹。 獨立擔起親職責任，對障礙者而言，竟是奢侈，在 疫情面前更是。

[9]障礙者其實很難找到完全合格、行動方便自在的住居環境，因為無障礙環境合格的房屋，其實 渺渺無幾。於是，疫情期間，她曾要求保險公司，給付改善無障礙環境的費用。但是，保險公司 屢次拒絕，認定有助理員協助，足以讓她過著基本生活。實情是，疫情之下，她找不到助理員， 只能勉強忍著不方便度日。

身體損傷並不是造成障礙者生活不便的唯一因素，沒有考量障礙者需求的社 會環境，更是關鍵。誠如電臺主持人余秀芷榮獲金鐘獎時所言：「沒有障礙的人， 只有障礙的環境」¹⁰。不過，從上述例子卻能看見，社會的集體想像中並不存在障 礙者，政府所祭出的防疫政策，是以「一般人 / 健全人」為標準，忽略了障礙者 的生活處境，將阻礙的高牆築得更高、更厚實；以學術名詞而論，這是健全主義 (ableism) 的壓迫 (Yoshida et al., 2021)。

[10]障礙者普遍會遇見的日常不便，請參閱聯合報鳴人堂葉靜倫 2019 年的〈出門就是找麻煩？沒有 障礙的人，只有障礙的環境〉一文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626/4109997)。

健全主義的結果，輕則造成障礙者的不便與社會排除，重則導致障礙者成為疫 情下，曝於險境的群體，不僅更容易染疫，染疫後也容易發展為重症 (UN, 2020c)。 以英國為例，疫情下重度障礙者的平均死亡率，竟為健全人的 3 倍，輕度障礙者則 約為兩倍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21)。¹¹有學者認為，因為歧視與刻板印 象，讓障礙者平時即難以獲得醫療保險的保障，就算就醫，醫療體制中既存的各種 不友善，也時常無法滿足障礙者的醫療需求；這類種種 ｢ 健康不平等 ｣ 的情形，使 其染疫時容易發展為致命的重症 (Sabatello et al., 2020)。

[11]男性與女性障礙者間的死亡率其實有些許差異。男性重度障礙者的死亡率為健全男性的 3.1 倍， 輕度男性障礙者則為 1.9 倍；女性重度障礙者的死亡率則為健全女性的 3.5 倍，輕度障礙女性 為2倍。其中，學習障礙者 (learning disability) 的死亡率更高，為健全人的 3.7 倍。

但如此駭人的事實，不單源於障礙者的健康狀況，政府所要求的防疫措施與 提供防疫資訊的方式，也可能加劇障礙者的困境¹²。 例如依賴他人協助方能穿越 馬路的視覺障礙者，可能因此無法出門採購，遑論染疫時自行赴醫院就醫。失控 的疫情也意味著，醫院的軟硬體將大幅更動，而可能阻礙需要就醫的障礙者：非 緊急的醫療照護服務可能停擺，將嚴重衝擊仰賴長期醫療照護的障礙者；因應疫 情緊急騰出的負壓病房，也因缺乏無障礙設計或沒有提供輔具，而無法給障礙者 使用。此外，政府提供防疫資訊時，雖然有手語翻譯，卻沒有其他的溝通形式 ( 如：點字、易讀版 )，播報人員若全程戴上口罩，可能讓不熟悉手語與複雜句型， 或是需要閱讀唇語的障礙者，無法順利獲得防疫資訊 ( 人約盟，2020； UN, 2020c, p. 5)。甚至，部分國家分配醫療資源的決定，隱含對障礙者 ｢ 生命價值 ｣ 的歧視性預期，使障礙者恐因此被排除於醫療資源之外 (UN, 2020c, p. 6) ¹³，落 入染疫卻無人治的風險中。

[12]事實上，目前仍無法斷定障礙者染疫風險較高的原因。障礙者長期形同 ｢ 隱形公民 ｣，許多關於 疫情的研究，並未聚焦障礙者的處境，因此僅能從過去經驗與現況推敲 (Sabatello, Landes, & McDonald, 2020)。
[1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因爲無法生活於充滿障礙的社會環境，而 ｢ 困在 ｣ 照護機構內的障礙 者，由於難以維持社交距離，容易 ｢ 被成為 ｣ 防疫破口，暴露於感染的風險 (UN, 2020c, p.5)。 疫情帶給障礙者的困境無法以一兩段敘述完整，詳細情形，可以參閱黃榆婷 2020 年於《 多多 益善 》撰稿之〈【人權星期三】疫情中的隔離障礙：戴不了口罩、在輪椅上過夜、收不到防疫 資訊、在全景監控中如廁更衣〉(https://rightplus.org/2020/05/06/cwt-wednesday-7/)，以 及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2020 年出版之《2020 兩公約平行報告》第 8 頁至第 10 頁 (https:// covenantswatch.org.tw/wp-content/uploads/2015/12/CW_2020-parellel-report-on-ICCPRand-ICESCR_online_CH_REV.1.pdf)。

社會不平等所造就的不均值傷害，需要 ｢ 人權疫苗 ｣ 來療癒

當然，各國政府的防疫政策，是緊急狀況下的不得不。不過，我們不能忽視防 疫所帶來的非預期後果，尤其這些後果，多數是可以避免的⸺因為它們並不來自 病毒本身，而是源自不平等的社會處境；病毒只是揭發並撕扯了這瘡疤。

防疫的各項政策與限制，預設了每一個人都能在保持社交距離、不與他人接 觸、戴上口罩等，保持基本的生存；停學的孩子，回到家可以藉由網路的影像與聲 音上課，並有大人的悉心照料；每一個人，當有症狀，也能享有相同品質的醫療服 務……但是，這一切都不是目前社會的實際情況，疫情前就已經不是。

不平等的社會處境，讓不同群體，站在不同的位置上適應疫情下的生活，也因 此遇見不同程度的傷害。無法反抗強制力的兒童被關在家中，成了家暴的高風險群。 因為性別刻板印象，相較男童，女童較容易被要求擔起家計與家務勞動，受到童婚 與性剝削的威脅，最後輟學；女人除了拔河於家務與職涯，在貧窮國家中，則多參 與非正式工作，而較男人容易陷入極度貧窮。障礙者則因為社會環境既有的阻礙， 在疫情下掙扎於生存邊緣。但，這些只是冰山一角。當我們看向階級、族群、難民、 移工、無家者等多元身分，傷害其實更為多元交織。

不過，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巴切萊特 (Michele Bachelet) 提醒，我們其實有「人 權疫苗」，也只有這一劑，能夠癒合疫情所加劇的社會撕裂 (Bachelet, 2020)。它 以《世界人權宣言》為主要成分，各國藉由簽署並實踐各部國際人權公約，來施打 這疫苗。它們不只要求政府 ｢ 不能做什麼 ｣，如尊重人民的公民自由，更要求政府 ｢ 敬謹從事地多做什麼 ｣，尤其矯正社會不平等，提升弱勢群體地位，並賦予他們足夠力量，自立生存於社會，倡議發生在自己 / 他人身上的不義。從《兩公約》¹⁴ 訂定 生而為人的各式權利，到其他部關注特定群體的人權公約¹⁵，70 多年來聯合國發展 了鉅細彌遺的指引與監督機制，一步一步引導各國形塑務實可行的長期行動計畫與 資源分配，讓 ｢ 人權 ｣ 不再只是理想，而是能夠落實的政策工具。事實上，本文所 描述的兒童脆弱處境、性別不平等，以及障礙者因為社會環境阻礙而遇見的困境， 原本即是各部人權公約的守備範圍。

[14]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合稱。
[15]《兩公約》以前，為回應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種族屠殺、種族滅絕事件，聯合國 1965 年通過《消 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兩公約》通過後，則陸續研擬並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1979)、《禁止酷刑和其他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1984)、 《兒童權利公約》(1989)、《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1990)、《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2006) 與《保護所有人免於強迫失蹤國際公約》(2006)。

疫情之下，我們見證社會不平等的威脅。單以現金紓困，無法從根本解套，更 是誤解不平等的本質。我們其實有機會趁這波疫情，細緻了解它所凸顯的社會不平 等，並以人權為基礎，理出改善的行動計畫，建立更為強韌且包容的社會。然而， 願不願意理會這警鐘，端看各國政府的抉擇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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