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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福島核災 10 周年看臺灣：媽媽為何站上反核最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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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新知 / 為母則強 －她的子宮，你的命運

邱花妹｜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

原本在港口的船隻，隨著海嘯沖進了住宅區 圖 / Fly_and_Dive / Shutterstock

福島核災 10 年

2011 年 3 月 11 日，東日本 9.1 級地震伴隨海嘯，吞噬近 1.6 萬人的生命 ( 不含失蹤者 )，抹去人們心愛的家屋、熟悉的街道與日常；隨之而來的福島核災，更迫 使福島周界 20 公里 16 萬居民 ( 不含自主避難者 ) 倉惶避走家園。10 年來，核災使 日本社會付出慘痛代價，除污、除役與重建經費估計高達 21.5 兆日圓 ( 超過 5.5 兆臺幣 )；數以萬計除污工人健康成虞；清除下來的輻射污染物打包進塑膠袋¹，黑壓 壓堆疊成災區獨特地景；桶裝輻射廢水平地擎起，日本政府以再無空間堆置為由， 在福島核災 10 周年之際，宣布超過 123 萬噸的輻射廢水將於兩年後稀釋排進太平 洋，引發各國抗議。

[1]福島核災後，日本政府將受輻射污染的泥土、草木等，裝入塑膠的除染袋，卻因未有妥善處理，而有二次污染周遭環境的疑慮。詳情可參閱宋瑞文所著〈福島媽媽：｢在黑色金字塔前，無法育兒｣〉一文 (https://e-info.org.tw/node/209799)。

災難帶來的經濟、環境、健康與社會成本驚人，災難社會學提醒我們，災難常 加重社會不平等，使社會脆弱性高的弱勢族群，如老人、女性、兒童、有色人種、障礙者，遁入更為艱困的處境。福島核災後，諸多研究、調查與報導指出，受災 ｢ 媽媽 ｣ 遭遇多重困境，這也使得高比例的女性、媽媽挺身反核。何以她們站上反核運 動最前線？

核災下的日本母親

1986 年車諾比核災後，德國生態主義女性者 Maria Mies 在她的書中寫下當時 德國婦女的焦慮：

她們儘量讓孩子遠離草地，因為草都被污染了；她們進到屋內時會先 清理鞋子；她們不斷追蹤蔬菜、牛奶、水果上面的核污染指數，而且成了挑選低污染食品的高手 (Maria Mies, 1993) ²。

[2]引自胡因夢摘譯瑪麗亞‧密斯 (Maria Mies)(1993)《生態女性主義》第六章〈是誰讓大自然成了我們的敵人？〉。

不幸地，同樣情境在福島核災後的日本社會重演。在性別不平等、家務分工長 期失衡下，肩負家務與主要照顧工作的媽媽們，在災後警醒到使用核電的巨大代價， 對輻射威脅、食物安全懷抱強烈的風險意識，也因而吞下更多照顧工作及家務勞動。

以食安問題為例，婦女研究學者 Aya Hirata Kimura(2016) 的《輻射腦媽媽與公民科學：福島後食物污染的性別政治》一書發現，擔心輻射污染的食物跨區流通， 加上學校強制供給中小學營養午餐，使許多家長 ( 特別是媽媽 ) 極度憂心。然而， 避開災區食物的消費者，往往被視為造成災區農漁民損失的罪魁禍首；憂心輻射污染的母親則被標籤為非理性、歇斯底里、缺乏科學知識的家庭主婦，甚至遭嘲諷為 ｢ 輻射腦媽媽 ｣。媽媽們因此建立起各地的公民輻射測量組織 (Citizen Radiation Measurement Organization, CRMO)，參與營養午餐檢測工作，儘管檢 測活動提供媽媽們行動出口，也因此累積出不同於官方的檢測數字與資料，但這些檢測工作卻也明顯加重了她們的家務負荷 ³。

[3]Aya Hirata Kimura 更核心的論點是：在新自由主義強調個人式照護與管理、科學主義至上、好媽媽等多重社會文化壓力下，使這些檢測行動走上去政治化。讀者可參考中文書評：房思宏 (2019)。書評：馴化的公民與科學？評 Radiation Brain Moms and Citizen Scientists: the Gender Politics of Food Contamination after Fukushima。科技醫療與社會，29，193-199。

陷落底層的女性災民與避難媽媽

相較於一般居民，災區女性與母親的 處境更是難上加難。研究發現，在災後第一時間的臨時避難空間中，女性災民不僅隱私權未能受到保護 ( 如缺乏更換衣服的隱私空間 )，也常面對性暴力與家庭暴力， 她們更被排除於家庭與社區的決策過程。

福島 10 周年之際，受災女性仍常承 受混雜性別歧視與歧視避難者的傷害。 日本《每日新聞》的報導言語，如：｢ 我們不需要福島新娘 ｣、｢ 抱怨輻射傷害是女性的歇斯底里 ｣ 等，皆是避難女性在現實生活或網路世界中常遭遇的攻擊。 收集許多女性避難者證詞的宇都宮大學 (Utsunomiya University) 副教授 Nanako Shimizu 指出：｢ 災難本身已經使婦女失去太多，因性別歧視與壓迫，她們在家庭和社區的決策過程中被排除，同時陷入深深的孤獨。｣(Makino, 2021)。

近年，日本政府罔顧除污成效有限、 急於要災民返鄉的政策，進一步壓迫著女性災民；其中，帶著子女避難的母親們受 害最深。2021 年綠色和平 (Greenpeace) 的調查報告指出：日本政府聲稱，除｢歸還困難區域｣ 外，飯館村與浪江町等 ｢ 除污特別地區 ｣ 已大致除污完畢；但事實是， 仍有 高 達 85% 的面積未完成除污。 而 2017 年出版的《不平等的衝擊：對女性兒童人權的侵害與福島核災》批評，日本政府解除除污區疏散令並撤回補助，形同 要災民在更窘困的避難生活與返回不安全家園間做出選擇 (Kashiwagi & Suzuki, 2017)。由於災後許多女性帶著子女避難， 被迫與留在污染區工作的丈夫分離，甚至離婚 ⁴。這項侵害人權的政策，使婦女與兒童首當其衝，單親媽媽受害最深 (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2021)。

[4]災後至今，究竟有多少家庭因為這場災難破碎，並沒有精確的官方統計，日本社會將這種現象稱為原子離婚(Atomic divorce)。

｢ 日本地球之友 ｣ 2019 年公布的《福 島現況調查報告》也發現，災民災後身 心受創，經濟向下沉淪，家人離散、生活巨變，自殺者、被診斷為甲狀腺癌者 增加。日本政府喊出 ｢ 從福島核災後復興的奧運 ｣，想在東京奧運前製造核災已處 理完的假象，因此停止提供避難者住宅補 助，甚至取消避難指示、撤走災區道路與公園的輻射監測器，相關手段不僅將避難者逼入絕境，在掩蓋輻射污染問題的同時也抹去政府與東電應負的責任 ( 李育琴，2019)。

日本哲學家高橋哲哉 (2014) 在《犧牲的體系》 一書中指出，核電從鈾礦開採到維運過程，對工人與社區帶來輻射曝露、環境與健康風險，除役與萬年核廢處置問題難解，而一旦發生核災，後果更是難以計數，核電是建立在一個犧牲居民、工人與災民的體系上⁵。 福島核災後，一位位因核災而付出巨 大代價的女性正以生命證成，核電這套犧牲的體系 也建築在對女性、對母親的壓迫與犧牲上。

[5]關於核電體系下的工人處境，推薦閱讀：陳炯霖、蘇威任(譯)(2011)。核電員工最後遺 言：福島事故十五年前的災難預告(原作者：平井憲夫、劉黎兒、菊地洋一、彭保羅等人)推守文化。

媽媽的反核行動

從母職與家務勞動、災後的政經決策體系到社會 文化偏見，我們看到核災加重女人原已承受的系統性不平等；母職使原已承受過多養育與照顧責任的母親壓力更沉重，但也使許多堅毅的母親跨入公共領域， 挺身捍衛孩子與家人的基本所需。

2014 年 ｢ 廢核有力，臺灣美麗 ｣ 反核遊行 ( 傅志男攝，地球公民基金會提供 )

10 年前，福島核災爆發後的第一時間，日本女性挺身領導反核運動，許多擔心孩子曝露於輻射危害的媽媽第一次走上街頭。10 年來，女性沒有在災後困境中保持沉默，除了持續的反核行動，一群母親也針對前述日本政府取消災民補助以迫使避 難者返鄉的政策提起訴訟。她們要求政府繼續提供住屋補助、給予公平補償，也主 張東京電力公司與日本政府應確切負起責任。這場訴訟不僅攸關補償，也要為被標 籤為神經質、不理性的受災母親討回公道，證明為了保護孩子、帶著孩子避難並沒有錯，該被譴責的不是受害者，而是這場災難的加害者 (Katharina, 2017)。

2011 年福島核災爆發後的 4 月 22 日地球日，高雄一群新住民媽媽代表南臺灣廢核行動聯盟至行 政院南部辦公室表達反核立場 ( 傅志男攝，地球 公民基金會提供 )

臺灣反核運動中的女性身影

回到臺灣。福島核災後，臺灣一度沉寂的反核運動再起。｢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 地球公民基金會 ｣ 等環團，邀集 ｢ 鹽寮反核自救會 ｣ 等在地居民，以及原住民、性別、人權、教育、勞工、新住民等跨領域公民組織，在 2011 年成立 ｢ 全國廢核平臺 ｣ 與 ｢ 南臺灣廢核行動聯盟 ｣。在一波波反核行動中，2013 年 3 月 9 日的反核遊行更號 召了高達 22 萬人上街頭。2014 年 4 月，林義雄先生禁食要求 ｢ 落實民主、停建核四 ｣， 反核行動遍地開花，在 5 萬人佔領忠孝東路遭暴力驅離後，反核聲浪來到高峰。國民黨馬英九政府在各界強烈的反核聲中，宣布核四一號機封存、二號機停工。

2014 年 ｢ 廢核有力，臺灣美麗 ｣ 反核遊行 ( 傅志男攝，地球公民基金會提供 )

如同其他國家，女性行動者也是臺灣反核運動的主力。這波運動隊伍中，不僅有長年投入反核運動的蘭嶼達悟族媽媽希 婻‧瑪飛洑 (Sinan Mavivo)，也有新住民 媽媽帶著孩子、頭頂手作向日葵頭飾一起 出現在高雄的反核遊行。這波運動有以家 庭主婦為主體，自 1980 年代後期即加入 反核運動的 ｢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 也有 2013 年甫成立的 ｢ 媽媽監督核電廠 聯盟 ｣，以及成立於 2012 年、以年輕媽媽 為主力的 ｢ 臺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 ｣。

2016 年蔡英文總統上臺，提出 ｢ 非核減煤增氣展綠｣的能源轉型藍圖， 一些反核媽媽也變身為能源的產銷者 (prosumer)，創辦 ｢ 綠主張綠電合作社 ｣、 ｢ 一人千瓦 ｣、｢ 陽光伏特家 ｣ 等合作社或 社會企業，走上推動社區公民電廠、部落能源自給等追求能源民主的道路。

近年，福島核災震撼從人們的記憶淡去，核電代價、災民與災區媽媽的處境甚 少受到關注。臺灣的擁核勢力在 2018 年公投大反撲，使政府刪除《電業法》中的非核家園條款；而另一個 ｢ 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電？ ｣ 的公投案也即將在 2021 年 12 月 18 日，交予全國性公民投票做出表決⁶。

[6]該公投案原本定於2021年8月28日投票，但因為疫情升溫，而延至12月。

重啟核四？核四能商轉嗎？福島核災後，民意高漲要求停建核四立基於以下理由：臺灣地質條件與日本相似，地震風險加上核電廠鄰近人口破千萬的北臺首都圈，臺灣一次核災也承受不了！ 1999 年動工的核四，因為變更設計、各種人為疏 失，成為監察院彈劾認證的危險拼裝車， 興建經費從 1600 多億一路追加到 2009 年 的 2700 多億，2013 至 2014 年間再提追 加 563 億，當時若通過，總建造經費會飆至 3300 億。

經濟部 2021 年彙整核四問題指出：核四封存時，一號機未通過試運轉測試； 二號機不僅未完工，還有 1700 多項裝備被挪用至一號機；核四還有建照過期、水保計畫失效、安全數位儀控系統超過使用年限、廠房結構與設備不符合最新耐震安全標準、原設計團隊已解散、燃料棒超過保固期已外運等問題；由於一條 S 斷層穿越核四廠區加上周邊海域斷層因素，使核四更需重新評估耐震問題。 是以，原子能委員會估計，核四續建至少需再耗費 10 年 800 億。若今年核四重啟公投過關，臺灣人真的準備好承擔核災風險，並製造更多萬年核廢丟給下一代嗎？臺灣人真的願意再花 800 億等 10 年，讓這臺來自上個世紀末的老舊拼裝車上路嗎？

非核家園到底算不算躁進？目前核一二三廠均按照原先設計的 40 年使用年限規劃除役工作，但卻也可能因為無能處理後端核廢料，而提早自廢武功。像是原訂今年 (2021) 底到期停轉的核二廠一號機，即因為用過核燃料棒的冷卻池已滿，而不得在今年 6 月提早除役。面對核工業無能解決的萬年核廢料問題，能說拒絕繼續製造核廢料丟給下一代的媽媽不理性嗎⁷？

[7]建議延伸閱讀：邱花妹(2013年8月20日)。能源使用的新思維：小即是美。巷仔口社會學。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3/08/20/chiuhuamei/

根據 ｢ 臺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2020) 的《2020 能源轉型公眾感知度 調查報告》，有 33.1％的受訪者誤以為 ｢ 核能 ｣ 是臺灣最大的發電來源 (2018 年的調查甚至高達 46.3％ )。事實是，核電在臺灣 2020 年的發電結構中佔 11.24％ ( 王奕 洋等人，2021)。核四廠若真的有朝一日得以完工，其發電量估計也僅能佔 2025 年用 電量的 6％。相形之下，臺灣在過去短短幾年追趕再生能源發展下，已使再生能源 的發電佔比在 2020 年來到 5.4％。能源轉型過程中，資源應該配置在那些能源型態？

臺灣真的 ｢ 適核 ｣ 嗎？勿忘福島媽媽，是該從性別、世代與社會正義的觀點， 從經濟、時間與技術的務實考量，好好審視重啟核四的不可能。

2011 年日本 311 大地震引起海嘯，瞬間夷平福島的城鎮 圖 / Fly_and_Dive /Shutterstock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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