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畫 / 服儀解禁 — 撕掉制服底下的性別標籤
江沁璦 | 採訪、撰文(婦女新知基金會實習生)
鄭斐文 |多元教育家長協會理事,育有一名目前就讀國中的女兒
鄭斐文回憶起學生時期穿制服的經驗,她提到自己曾經歷過服儀解禁的前後時期,但即使在服儀解禁後,她仍感覺制服容易與標籤化和汙名化有關,受害者尤其為其中的女性。舉例來說,有些女同學將襯衫袖子捲起、將裙子改短,大家可能會在背後指稱她們不是個「好女孩」,認為她們愛玩、叛逆、容易交男朋友,卻未曾設想過她們可能是富含創造力和較願意去突破的一方。我們的服儀規定也假設校園和社會是無關的,學生的美感容易受流行文化所影響,而規定卻不允許他們成為自己認為最漂亮和帥氣的模樣。
同樣身為家長,鄭斐文認同部分家長覺得「制服的存在可以減輕經濟負擔,也能省下許多便服的穿搭時間。」但她反對服儀規範因此被作為全面性壓制差異的工具,她認為制服本身是沒有問題的,沒有一定的對與錯,但其所牽涉的是校園內的管教和教育文化問題,是文化性的問題。此外,鄭斐文也提出一個狀況,若家長因為公務繁忙,來不及準備孩子的制服,是不是能夠以方便為前提,讓孩子有自由搭配的可能呢?因此,她認為家長們可以肯認制服的方便性,但不能與其背後所牽涉的問題混為一談。
鄭斐文回應對於學生能夠自由穿制服後,多數家長的疑慮和擔憂⸺校園安全問題。她認為可以有更多方法去辨識學生及教師身分,如配掛識別證、刷卡進校園、加強校園安全巡邏等。制服問題應該和校園安全分開來談,因為若談及辨識問題,學生們不禁會問:「老師都著便服,陌生人不是更容易偽裝其身分混入校園嗎?」同學們也會不服老師「說一套,做一套」的可能。
我們提到現在有些家長認為:「若取消制服的存在,同學之間會因此產生
階級差異和比較心態。」鄭斐文反問:「現在臺灣普遍的貧富差距真的還有如此大嗎?」在她們過去那個年代,經濟較弱勢的同學的確可能會被老師提出來指點、比較,但現今此狀況是鮮少發生的。此外,她不認為制服的存在可以因此消減階級差異,比如說,有許多私立學校的制服質料好、高級又多樣化,成套的價格也相當可觀,這樣看來公、私立學校間不存在階級差異嗎?重要的是,我們不可能單透過制服表面的形式來達到階級平等,這只是彰顯了社會過度重視外表和消費。我們應該教育學生階級與性別平等的精神,認知到即使有階級的差異,認知到這個社會上充滿各式各樣的人,都能夠平等的對待每一個個體。
鄭斐文強調制服的議題是文化問題,我們需要了解校園、教育現場的文化在做些什麼,有哪些和權力關係有關,值得我們去討論。在師生的權力關係中,老師如何尊重學生,讓他們真的可以由下而上的來討論制服這件事情,以及對於身體的管理。而非由上而下,讓老師對學生直接的進行管制跟懲罰。 2016 年教育部確立高中端校園制服解禁後,鄭斐文認為最大可能的改變與教育現場的文化有關,也就是老師如何去思考與看待「制服」,部分老
師傾向依循舊習慣或現況,不願改變;部分老師支持學生更彈性的穿著、更自由的搭配,但同時也會擔憂和其他老師的意見相左。但是當老師延續舊思想,採取恐嚇或記點的方式約束學生,容易形成奇怪的校園文化,只是方便師長進行管理,卻忽視學生真正的需求,如拉鍊位置的高低、換季過渡期長短袖的穿著等。
現在的教育和以前的時代不一樣,應該更以學生為本,更自由的來學習,然
後依照學生的需求給予彈性化的教育。因為對身體的管制其實會影響到對頭腦和心靈的管制。鄭斐文覺得臺灣教育體制內有很強的威權性,把學生管理的像是軍人一樣。限制個人自由的思考、多元性的意見和創造力,強調所有人的一致性與標準化,這樣的教育是很有問題的。
鄭斐文相當感嘆此情況,她認為校園仍不夠民主,學生必須憑藉發起運動抗
爭、上報、引起輿論,校方才願意改變。我們可以反思從早期 1980 年代的髮禁、服儀規定到現在,我們到底解禁了多少東西?然後教育現場進步了多少?鄭斐文相當認同學生自主意識的抬頭,但一方面也看見了學校的不足,校方和同學缺乏足夠的討論空間。這是一個教育的過程,不僅僅是透過抗爭以達到某個目標,或是少數人站出來反應,事情就能被解決。我們應該避免形式性的討論,並選擇透過教育帶領學生思考問題的本質,也容許多元的意
見,學生才有可能真正由下而上去思考事情的意義。
此外, 2016 年這波 學生制服解禁運動多由女校所發起,和上述提到制服
本身易和貼標籤和汙名化有關。比如說短褲相較於短裙較無法表現出女性氣質,而當裙子過短時,女同學又不符合「乖乖女」的形象。鄭斐文提到自己的女兒在小學時也有相關經歷,一次到校外比賽時,女生都要穿裙子,而男生可以自由的選擇長、短褲,彷彿在暗示女生著裙裝才是禮貌。所謂的禮儀,不應該把壓力加注在女性氣質身上。
有關學生自主意識的抬頭其實也牽涉了公民社會的想法,和學生的定位有關,學生有權力可以發言。自主意識的抬頭必須要有更多的公民意識,但現在我們校園總會認為談論這些議題就是政治,學生只需要好好念書,不要談政治。談制服、談威權體制、談校園的民主,都叫做政治。「去政治化」就像我們的社會把校園切割開來,彷彿校園跟社會無關。
多元教育家長協會主要站在校方不當管教的問題。鄭斐文認為,校方總會認為給學生太多自由會很危險、會造成天下大亂,這種說法彷彿校園自由為校方和師長所掌控、彷彿自由是「給予」的。教育文化不應該假設每個學生都是賊、都會做壞事。此外,教育部針對校方該如何執行規定、有什麼機制可以讓學生申訴等規定應該可以更明確。鄭斐文認為從服儀的角度切入可以探討更多問題:看見不當管教,討論師生的權力關係,以及學生的校園參與、制服、身體自主權、課綱、學習的內容,學生有更多空間能參與一同做討論。而自己作為家長身分,鄭斐文認為若只有家長出面替孩子爭取,校方
會認為這些只是家長意見,所以她更鼓勵國、高中生自主地集結,有時她也會鼓勵女兒透過在臉書貼文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意見。
鄭斐文憶起女兒與她分享的經驗,上表演藝術課時,老師要大家拿筆在身體和臉上塗鴉,說是身體解放。表演藝術課應該是要開發身體的美感和創造力;但是下課之後,學生馬上被規定說要穿何種顏色的襪子、制服外套拉鍊要拉到何種高度,這其實相當矛盾。表演藝術僅變成一堂課,並不是一個生活化的知識,學生在日常中不被允許實踐和嘗試。美感和自主性還有很多地方可以討論,但教育應該更肯定學生的創造力。
鄭斐文希望能從服儀的角度切入,去照看教育現場裡的權力關係和性別問
題。她認為制服本身是無辜的,但是它必須符合現代人自然的穿著和美感,臺灣的教育文化就是齊頭化和標準化,不容許個人的特殊性和創造力,也否定個人的特質。而實際該如何去做呢?
第一,促進討論,透過大眾媒體報導,讓更多人關注這些議題。
第二,具體的檢視教育部能有何作為,學校能夠如何被監督。鄭斐文認為這是一個文化議題,所以需要很多層面的討論,眾人的觀念才有可能慢慢的改變和開放。而我們也要去肯定學生的自主能力、學習能力、思考能力,並相信學生有著改變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