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市東協廣場越南女性店家能動性展現的省思

性別新知 II / 閱讀性別的數種方法

張雪君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

事件緣起：移工引發的東協廣場秩序爭議

防制東協廣場移工酒後的聚眾鬥毆是當地警察維持秩序的重要工作（陳宏睿，2021），未料警務的執行竟造成風波。本文擬由一則新聞的發生經過：「2019年7月中旬，週日晚間7點時分，東協廣場金字塔前的移工酒後大聲說話喧嘩、影響安寧，警察接獲民眾報案前往驅離，卻引發對勞工歧視的質疑。警方表示現場臨檢有效遏阻犯罪行為，以及查獲逃逸勞工。」（楊政郡，2019）來解析此事件所牽引出的性別化不平等議題──越南小吃店成為移工打架問題的代罪羔羊。

東協廣場位於臺中市火車站附近，因為交通便利，自1989年開放東南亞移工進入勞動市場，此處便成為中部地區移工的假日聚集場所。滿足生活所需的東南亞店家像小吃店、美容美髮店、雜貨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臺灣店家如鎖店、旅館、鐘錶店甚至中藥店也多了這些客源。雖然為逐漸沒落的舊市區帶來商機，但也帶來「社會秩序」維護的沈重壓力。

因工作關係，我需要搭火車通勤，有時會去東協廣場附近的越南小吃店吃河粉，因此認識來自越南的女店家阿賢（化名）。她身為家中四姊妹中的長女，高中沒有畢業就嫁來臺灣。離婚後，靠自己辛苦打工、洗碗，存錢開設小吃店，樂觀看待未來的生活，強調為自己而活。來臺10幾年，喜歡臺灣的生活和食物像薑母鴨、滷豬腳、珍珠奶茶，平常用電話和越南娘家聯絡。她談到：「就賺錢啊！養小孩啊！還會寄錢回去，我來這裡的目的就是要幫助那邊…能夠幫助（越南）家裡多少就多少，但是已經選擇來臺灣了，就不會感到後悔，我要努力過得好一點。」

東協廣場發展為東南亞移工聚集的族裔地景，阿賢在此獲得創業的工作機會，但也蘊含限制。商業沒落區的建築物老舊，易以低價來承租店面，阿賢談到開店的過程相當得意：「那時候我經過走進來，我跟老闆娘談不到10分鐘就完成OK，就頂讓，一個月3萬元。」當地東南亞小吃店主要以越南籍為主，有的越南店家談到因為生意太好、被忌妒，遭臺灣店家檢舉顧客噪音等問題。由於印尼小吃店家是穆斯林，使用的食材必須經過清真認證，擔心飲食的純正性遭受汙染，大都聚集在附近的綠川西街營業。基於上述，警察傾向前往越南小吃店臨檢，以維護當地的治安。我於2020年到2021年對該地的警察、東南亞店家、臺灣店家、里長進行訪談，將阿賢這類型店家所承受的污名與涉及的社會議題，置於性別向度與種族、國籍、階級不同層面互相交織的脈絡來解析。

東協廣場空間政治：劃界、越界與治安議題

每逢假日一早，成群結伴的東南亞移工開始湧入東協廣場，讓人宛如置身「小東南亞」，部分臺灣店家將店面布置加註東南亞文字，得以和東南亞店家分一杯羹。此地景除了展現族裔空間具有的滲透性、族群混雜特質（王志弘，2006；陳坤宏，2011），本文亦發現此地隱含的排除政治來自於警察以及臺灣店家的聲音與觀點。

為了解決臺灣因產業形態、勞資關係轉變所衍生的勞動力短缺困境，政府開放東南亞移工來臺從事家庭幫傭、看護、海洋漁撈等勞力工作。受訪的警察說明由於體力勞動者的工作環境通常作業風險較高，這些移工會利用假日逛街、交友、喝酒來放鬆自己。但飲酒後情緒變得太興奮，有時互看不順眼，拿起酒瓶互K，釀成聚眾鬥毆的失控行為，假日便會增派警力進駐東協廣場以維持秩序。警察越說情緒越激動：「假日說亂、也有點亂，妳說喝酒打架，這算亂嗎？有女移工來一天，帶著3個不同的男人去飯店睡覺，這算亂嗎？狀況其實蠻多的，我們最注意的是他們有沒有使用毒品的問題。｣暴力、陽剛的移工鬥毆行為背後是男女情慾橫流、藥物使用等盤根錯節的幽暗情事，為警察所擔憂。

在這個文化混雜的空間裡，當地女店家觀察到的越南女性強勢、越南男生愛打架，並與東南亞店家保持距離，如以下訪談所示。

一位受訪的蜜豆冰店老闆娘談到小時候這裡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並說明現況：「外籍勞工爭風吃醋、很愛打架，越南比較嚴重、印尼就還好……都是越南女生買衣服、買東西給男生，女生在付錢、男生都站在旁邊。他們的女權很大，都是女生在賺錢養家。越南女生在撐起天下，10個有7個都這樣。我們看起來很奇怪，但是他們正常。」堅強女性的形象是在越南父權傳統中被塑造出來（龔宜君、張書銘，2008），這位中年女性店家表示無法理解。言談中，她知道我喜歡吃越南食物，提醒我少數店家的衛生習慣不好，將食材丟在地上。

近年出現在東協廣場的移工主要來自越南與印尼，年約60歲的服裝店老闆娘談到對移工的看法：「越南女孩子皮膚白皙、比較精明、比較兇，全身都是名牌，可能是做八大之類的，印尼（女孩子）就比較乖巧……因為東協廣場有跳舞、唱歌的啊！越南人會去越南人的舞廳，印尼人會去印尼人的舞廳，因為語言不通，很容易發生衝突。半夜唱完，就是女生不想跟他（男生）走啊！男生強行拉吧！為了女孩子爭風吃醋，就吵架啊！」此「白皙、精明越南女孩子」的種族論述可能受到媒體記者（黃博郎，2021）對越南女子賣淫報導的影響，她接著解釋移工行為像唱歌、跳舞、喝酒，甚至打架，把街道弄得髒亂與吵雜，有的臺灣店家且會因此選擇歇業。我發現賣肉羹、青草茶等老店，假日都沒有營業。過了用餐時間，我走進賣炒飯的小吃店，老闆娘一邊整理，一邊表示警察對秩序的維持是有效的：「他們（移工）看到警察都會怕，沒有人這麼白癡吧！敢在警察面前打架！他們很愛打架是真的，喝醉就打，其實我很討厭越南男生。」

里長伯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他們有他們的自由啊！怎麼能叫他們不要來，他們也有他們的人權啊！他們知道我們是這裡的人，不會欺負我們。他們是自己吵自己的，自己人在吵而已，我們在這裡是很安全的，安全啦！」

在位於跨國網絡節點的東協廣場，移工們持續以言行舉止、生活習慣進行領域的劃界來建構具有原生文化關連的社會結構以紓解思鄉的情感。東南亞店家則以各自的族裔符號如國旗、文化圖像、食物特色加以區隔，阿賢經營的越南小吃店外觀用國旗、戴斗笠與穿傳統越南服裝的女孩子照片來裝飾。不斷領域化和宣示地盤的過程，逐漸形成今日我們所看到具有明顯區分族裔特徵的場域。

越南小吃店的污名化：代結語

東南亞移民為了追求自由與經濟機會來到臺灣，形成東協廣場之類的族裔公共領域。移工被視為他者、問題的來源，一方面他們是以行動來發洩對工作、生活的不滿，另一方面，卻同時陷入難以翻轉原生文化加於身上性別枷鎖的掙扎。受限於文章篇幅與受訪人數，本文初步發現越南移工的爭風吃醋與喝酒打架，對當地生活造成不小的衝擊。

本文個案越南女性店家在這充滿文化張力的都市縫隙，靈活運用謀生的技能和知識，設法改變自己的生活，不斷解構和重構原生文化與接待社會的文化來定義自己。阿賢在越南習得的餐飲技術，成為其創業的動力。她的中文能夠與臺灣顧客應對以及處理進貨等簿記工作，自營小吃店可以兼顧就讀小學的女兒。除了精於成本的計算和道地越南食材的取得，阿賢對於客源的開發也煞費苦心，她表示會依顧客類型與需求來調整菜色種類與口味，用禮貌和耐心的態度來爭取顧客，如以下訪談所示。

平時多為學生與上班族，假日會是越南同鄉，我習慣使用香茅、九層塔、檸檬葉、薄荷來調味，以維持越南口味。對顧客要有點禮貌嘛!我會問客人有來過嗎？因為有的客人沒吃過越南口味，怕太辣還是太酸。考慮臺灣客人的口味，就會使用醬油，推出客人可以接受的菜，炒飯、炒麵讓客人點餐。鴨仔蛋和豬內臟做的料理，這些家鄉菜主要給越南同鄉吃。

就像AnthonyGiddens所描述的行動者，阿賢有能力在生活情境中找到行事辦法，但行動中未能認識到的條件和行動的非意圖後果可能會限制其原先的計畫和行動（Giddens,2007）。阿賢的小吃店讓同鄉得以解鄉愁，警察卻將這類的小吃店視為聚眾鬥毆、逃逸外勞的藏匿處，加上媒體以問題化框架報導外配（夏曉鵑，2001），阿賢面有難色談到警察上門臨檢的態度讓她感到不舒服、無可奈何：「開始這家店，很忙、很累，我常常對我朋友講，我越做感覺到很開心、很快樂……有時候店裡發生事情，警察來這裡處理、對我大聲，客人打架是他的事。因為是警察，就照他們講的，算了。」經歷過人生大風大浪的阿賢輕描淡寫訴說店內的衝突，事實上她的店幾年前曾經發生越南移工酒後互砍的新聞。即使如此，阿賢與人為善的個性讓附近臺灣店家對她並沒有太多的微詞。

阿賢的創業表現理性、目標導向的行動者特質，發揮在越南所學的烹飪技術以及揉合臺灣民眾的口味成功開發客源，也為臺灣飲食文化注入新元素。豈料，地盤劃界引發的移工聚眾鬥毆、喝酒鬧事以及小吃店被視為治安問題的來源，皆是這位女店家無法預料與掌控的情況。最終，迂迴的溝通和應對是鑲嵌於不對等社會權力關係中，越南女性移民自我維持與生存考量下選用的協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