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平等予時間 — — 專訪本刊副總編輯姜貞吟

人物專訪／突然有一天，我成為了女性主義者

張桓溢 / 本刊編輯

廣場封鎖線的外側，她站著，像一枚距離剛好的衛星，看系上的學長姐或肅穆靜坐，或昂揚地喊著「解散國民大會」的訴求。

那是1990年，野百合運動在尚未改名的自由廣場上爆開。18歲的姜貞吟剛進到東吳社會系，便跟著學長姐走至了抗爭的現場。前一年中國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使她第一次看見了「國家」與「社會」對個體的影響，但當那個於課堂、讀書會中被反覆思索與詰問的「結構」，突然近得彷彿伸手就能觸摸、甚至被撼動，她仍然有些遲疑，不確定自己是否已經準備好投入至一場運動，或者說，面對抗爭可能的後果。

「因為不知道自己進去後會怎麼樣。那時候才解嚴沒有很久，每個人都是很嚴肅地在對待這件事情。」在解嚴但尚未撤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臺灣，表達自己的意見與立場，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許多轉變仍然有待時間催化，對姜貞吟自己來說亦是如此。

文學少女的彼時陣

畢竟以前的她不知道「政治」，也沒聽過黨有內與外的區別。國、高中時代她讀最多的，其實是文學。既看朱天心、七等生，也讀楊青矗、王禎和的小說，通俗一點的倪匡和瓊瑤要看，三毛的書更是一本都沒落下。曾經她試過寫作，（自謙）因缺乏天分而放下，長大後卻仍會循著作品中提及的地景，尋訪那些縈繞青春之夢的遠方。

當然，如今的姜貞吟已然可以透過各種精準的語彙，詳細地指認階級、族群乃至性別，如何交織於她的成長經驗，形塑她認識世界的眼光──譬如她的父親是跟著國民黨渡海來臺的軍人，雖然沒有入住眷村，但對中國故土仍然具有強烈的情感連結，這部分驅使她閱讀抗戰、離散相關的作品，索驥父輩的身世；她的母親則是在臺南玉井長大的閩南人，從小浸染於道地閩南文化的姜貞吟，遂從鄉土文學中尋見自己生活的景況。

只是上述這些，畢竟都是「啟蒙」後才得以辨識出的軌跡。在學會詮釋的語言以前，一切仍處於混沌而未明的狀態：她只是經驗著。姜貞吟記得阿嬤過世的時候，母親帶著她跟妹妹，從巷子口一路跪著爬進靈堂，「可是其他表哥們都是走著進來。怎麼會是我媽、我跟我妹要跪著進去？這個印象很深刻，我就問為什麼。那時我得到的答案很單純，就是女兒嫁出去後，就不再是本家的人了。」

講起來有點心酸，有時習俗僅僅因為「大家都是這麼做的」被實踐。年幼的她得不到更多解釋，卻一直在心中記得這個、「因性別身分不同而被差別對待」的時刻。

類似這樣的困惑，形成了她生命經驗中無處不在的氣泡。直到大學時接觸了性別研究，這些細微的氣泡逐一浮起，她才漸漸看見裡頭包裹著差異的空氣，究竟來自何處。

生活作為研究的起點

讓這些氣泡浮出意識水面的關鍵，或是她大學時擔任劉惠琴老師的計畫助理，在老師的引領下，開始接觸性別理論與相關研究。以新的語彙回顧自己的成長軌跡，姜貞吟發現，原來「性別」，一直以一種可見卻不可盡見的形式，影響著她的認識與行動。譬如高中時自己「理所當然」地選擇了人文類組，或者看著母親及其他女性長輩在職場與家庭的模樣，以為那就是自己將踏入的未來；種種這些，因為身為女性，所以被不假思索接受的座架，恰恰就是性別理論所欲探問的對象。

於是，最私密與最日常的生命經驗，遂成為她研究性別的起點。也或許，所有性別研究都是從自我的生活出發的。因為「那個性別的深刻，必須隨著你生命不同事件的經歷，才發現它是如此的深刻。譬如說我要爬著進去巷子，我才知道我是女的所以我要爬進去……如果我沒有這個經驗，我就不會知道性別對我的限制是什麼。」姜貞吟的碩士論文探討性別與勞動的關係，某種程度便是為了理解母親經歷的女工世代，與階級、性別等因素加諸在母親身上的限制。

但跳出來阻止她去國外攻讀學位的，也是母親，「她說，她不知道女生唸那麼晚還不結婚到底要做什麼？還可不可以有一個幸福的未來？」說起這段往事，姜貞吟的語氣裡，更多是一種通透的包容。儘管後來憑藉父親的支持，她順利到法國留學、完成學業；但如果連女性自身都以為幸福僅能由婚姻來保證，那麼這個「幸福」的價值顯然需要被挑戰，並且重估。

只是這項工程不僅僅需要更細緻的研究論述，更需要介入。姜貞吟說，自從她下定決心踏入性別研究之後，身邊一些女性朋友開始會主動向她分享自身的生命經驗。聽了這些或關乎迷茫、焦慮、無力乃至創傷的敘事，她意識到，看似冷硬的理論或倡議，其實亦可以是賦能受壓迫者的資源──只要它能夠轉化為日常的語彙，甚至是援救他人的繩索。

尊重，同時行動

性別研究因此是從生命出發，再回流至生命。返國以後，姜貞吟除了加入女學會與婦女新知，投身女性主義實踐的前線，在任教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後，更扣連客家族群議題與性別，於客委會擔任性平專案小組委員期間，積極推動「姑婆回家」，向客家文化的喪葬禮俗中、定義並框限二元性別的的傳統框架，敲響了改變的第一聲鼓。

由於所謂禮俗總是關乎特定族群/共同體的維繫，姜貞吟很清楚，相應的改變「必須深入跟各成員討論，而不是站在外部去批評他們。」每個族群都有其在歷史中形成的獨特文化，不能以一種去脈絡化的史觀或立場，否定這些風俗習慣之於個體的意義；而應該試著理解，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人與人究竟如何關係。

但這是否意味著，所有差異的文化習慣、儀式乃至觀念，終只能以一種相對主義式的立場「尊重包容」之？姜貞吟肯定地答覆我的疑問，她說，並不是這樣的。作為一名女性主義的實踐者，她仍然有其堅持的價值，仍然有其想望的「更好的世界」。畢竟，若非心中有其肯定的價值，則一切對話根本不可能發生。

只是堅持自身的理念與價值，並不等同於輕易否定或蔑視其他群體的存在與主張。一切改變皆須要更耐心的對話與溝通，如此才不致使那個理應「更好的世界」，成為眾人不想要的世界。

「所以，至少我會非常尊重時間的進程，而且是內部的進程與內部的選擇。」這是姜貞吟在「應然」與「實然」之間摸索出的心得。平等需要時間，正義需要耐心。儘管這有時，難免會挫折或沮喪行動者，她倒是看得很豁達。

「臺灣這20年來進步得非常得快。其實我們已經高度壓縮時間的進程了。」她如是正面看待臺灣在性別平權路上的努力。

盡己所能

興許是這樣的耐心，2022年起正式接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一職的姜貞吟，談起組織進行各類議題倡議時，經常要面對的理想與成效間的落差，也沒有太多憤懣和焦慮。她深知，建立或修訂關於「平等」的法規，哪怕只是從「兩性」到「性別」這樣看似輕簡的改動，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與倡議下，才取得一小步一小步的進展。

說來平靜，實際推動的過程卻近乎前仆後繼。以婦女新知爭取有薪「家庭照顧假」的過程為例，自2011年以來，婦女新知便聯合各團體，要求修訂《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0條，訴求的是軍公教及勞工均可請14天有薪假¹，或勞工比照公務員待遇，能請7天有薪假。如此提出訴求10年有餘，儘管成果有限，婦女新知的發聲卻未曾歇止。

[1]依目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0條規定，家庭照顧假係併入事假計算，且全年以7日為限；又依勞工請假規則規定，勞工事假全年以14日為限，且事假期間不給付工資。換句話說，家庭照顧假不僅未能滿足原先支持家長照護家庭的立法目的，更使勞工背負無薪的不利益。

「無論如何，我們要告訴政府的是，7天真的不夠用，請你認真以待。勞工是需要足夠的家庭照顧假，來照顧有需要的家庭成員的。」

重點是「認真以待」，進行倡議的同時，姜貞吟說，他們其實也正努力向社會說明，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因為，正是透過這些法令與規範，生活才對某些人形成了難以迴避的負擔與壓力。

這樣想來，所謂女性主義者，其實便是對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皆「認真以待」的人。這是知識的實踐，也是關乎實踐的知識。婦女新知參與或推行的每個議題，都是歷經團體內部成員反覆的討論，才形成共識，這為的便是將女性主義共生與平等的精神，具體落實在組織內的運作之中。

而這，或許才是最難的：不將對話、協商的過程僅僅視作手段，而是時刻警惕自己，過程即目的。如此，無論是研究、言說、工作抑或待人處事，無一不關於性別理論的操演。這是姜貞吟從性別圈的前輩們身上習得的，而今她以自身的日常踐履之。

因為價值就在生活裡，「當它（女性主義）是我的信念的時候，我在很多行為，我跟人的互動，它就會是那個樣子；我不會因為對方是什麼階級，我就對他有不同的態度。」這大概是為什麼，整場訪談，竟也能變得像是意見的往返，允許訪問者如我，拋出各式其實是關於自己的困惑，而仍然能被溫柔地回擲。

其中一個特別艱難的問題，是這樣的：我問姜貞吟，我們如何可能重新想像一種「自由」，作為主體行動或決斷的基礎？她笑著回我，這個問題，她在10多年前也會不斷地想，但現在已經不太想了。如同史碧瓦克（Spivak，2006/2021）說：「我不像從前那樣動輒想改變世界了。」姜貞吟現在將更多精力放在如何修正法律，保障個體不會因為性別差異，影響自身應有的公民權益。

畢竟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姜貞吟停頓了一下，又說，不過也很可能因為忙著做這些細瑣的事，忽略了從更高的層次來回應社會的必要性──言下之意是，思考這類的問題也很重要。但無論如何，她就是在她身處的位置上，盡己所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