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劃 II／女性的環境行動主義
楊佳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自日本福島核災後，臺灣的反核遊行集結人數日益增多，到2014年聲援林義雄禁食終結核四，反核運動達到高峰。那些年間的反核遊行隊伍中，甚至在2014年427反核遊行佔領忠孝東路夜宿行動，都不乏親子身影。
本文訪談17位曾帶小孩一起參與遊行、抗議，願意分享社運中母職經驗的女性。這些女性都參加過反核遊行，在高雄的女性們還參加了2014年的「我願為你反核」活動，以朗讀繪本的方式，在火車站、捷運站、文化中心、百貨公司等人潮聚集處宣傳反核理念。這些媽媽有一個或兩個小孩，16位有國小階段以下的孩子。我想了解，反核媽媽在投入反核行動中如何反思或運用其母職身分？為何這些媽媽會帶著孩子參與反核行動？她們又是如何與孩子談反核議題的？
行動動機與母親角色
過往社運研究發現，在環境運動或反戰運動中，常看到以「母親」為名的動員行動。在我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女性以「母親角色」來說明自己參與動機。例如卉華說：「因為我是媽媽，我才會關心社運啊，〔……〕如果我現在沒有小孩我根本就是一個廢人，〔……〕我覺得很多媽媽都是因為有小孩才開始關心環境」。
然而，也有些媽媽不認同這類歸因，像仁芳與怡安說，參與社運是為了充實自己；仁英覺得「是為了想當一個對自己誠實的人」。許多媽媽都提到，反核議題絕對不會只影響下一代，自己或每個人都會受影響。卉芬則更直接地表示：「反核的這個議題跟母愛一點關係都沒有，並不是因為我是一個好媽媽，我為了孩子著想……純粹就是老娘不爽有核能，就這樣而已！」與此相似的，家虹也批評：「我很討厭人家講什麼母親真偉大，聽到這個詞我會非常反感。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偉大，我就是普通而已。我不會為了小孩犧牲很多我的生活」。綠玲認為，所謂「母親更關心環境議題」的說法，其實是一種運動策略 — — 亦即，「策略地用母親的角色去召喚一些人，但是妳要隨時省思，不要過度把母親的角色又刻板化」。
這些女性的說法，一方面讓我們了解，現有的性別分工，可能讓母親承擔較多環境污染的後果，而讓她們站在第一線，不只是臺灣的反核運動，在印度的抱樹運動、美國的反工業污染運動，都可以看到母親們的身影。然而，這些女性也拒絕「母愛天生」或「母親真偉大」的本質化說法，認為環境議題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為何帶孩子參與社運行動
這些媽媽帶著孩子參與社運，有些是因為既有不對等的性別分工，讓育兒負擔仍多落在母親身上，而讓她們必須在生活中精心安排。例如，怡安會視社運行動時間與地點，來決定是自己先參與抗議行動，再順道去接小孩；或是接了小孩，再一起前往文化中心念反核繪本。卉芬則因為不想拜託公婆，而必須把孩子帶在身邊。家虹則提到，有時因為兼職工作必須把小孩托在公婆家，如果因為參加社運又要把小孩寄到那裡，會讓她有壓力。家虹的話更突顯出，如果要啟動爺奶照顧支持系統時，「有薪工作」似乎才具有正當理由，但「參加社運」這類行動因為不具「正當性」，而讓她必須帶著小孩一起行動。
雖然許多女性帶小孩參加社運是因為生活安排的不得不然，但有些則是刻意帶孩子參與社運。例如，育芹希望透過社運行動，讓孩子記得爸爸媽媽跟一群大人，為了一件對的事情，一直努力堅持下去。仁英則希望讓孩子在行動中「看到集結的力量」與「恢復兒童的公民角色」。而綠文提到社運參與替孩子「創造一些另類的活動跟形式，讓她們有機會去練出一些別人沒有的有趣經驗」 — 像是讓孩子有機會主持反核活動、在反核會場揹著募款箱去募款。又例如，2013年高雄反核遊行時，一群孩子手持「非核家園，世代正義」的標語，走在7萬人隊伍前面；2014年，幾個孩子在火車站前朗讀反核繪本《我沒有哭》；當媽媽們在文化中心、捷運車廂朗讀繪本時，孩子們會發放傳單給民眾 — 這些都成為孩子特殊的體驗。
有些媽媽則不特別強調什麼能力，認為孩子在社運現場更重視玩樂。常鼓吹周遭媽媽朋友把孩子帶出來遊行的仁苹說：「不要覺得街頭是教室，沒有那麼嚴肅。孩子就講，就是嘉年華啊、化裝舞會啊。〔…〕其實街頭不要把它想成學習，我覺得這對孩子太凝重，他就是去玩樂，玩樂中他可能就會看到東西」。
如何與孩子溝通社運行動
在帶孩子參與社運行動之前，這些媽媽都會先跟孩子協商。以家虹為例：「我會讓她知道我配合了她多少，告訴她說，所以妳要配合我多一點，不然我會根本不想配合妳。」有的媽媽則讓社運行動夾帶一些其它好處來吸引孩子參加：例如芝芸讓孩子在社運行動後去溜滑梯、怡安則會在遊行之後去吃pizza；或是許多媽媽都跟朋友一起揪團遊行，讓孩子可以沿途跟其它小孩玩。如果孩子不願意去時，她們也不會勉強小孩。怡安也說：「有可能他會跟我說他不想去，我就會說：『好啊，那你就不要去。可是媽媽想去，媽媽會去』」。
不僅在「要不要去」有諸多協商，這些女性也花很多時間跟小孩討論社運議題。例如仁芳說：「無論是我在做任何事、支持哪些事，我都會跟孩子講，就會跟他講這個事件、我的想法。他也可以有他自己的想法」。
這些女性會用不一樣的方式對不同年紀的孩子談社會議題。例如對幼兒園到小學低年級階段的孩子，怡安會用淺顯易懂的方式來說明：「像林義雄先生絕食，我就有跟他們說有個爺爺因為怎樣怎樣，他不吃飯……然後他們聽到人不吃飯會怎樣……我就會講給他們聽。可是大概只有我一個人激動，他們大概沒什麼感覺。」（怡安）
而家虹則是簡單地對她幼兒園與小學低年級的女兒說：「核電廠一直出問題、一直故障，萬一它真的爆炸或外洩、壞掉，我們都要逃走了，我們沒有辦法待在這裡跟我們喜歡的人生活在一起。」
女性是行動主體孩童也是
雖然這樣的溝通過程中，父母會傳遞自己的價值觀給孩子，但較為平等的親子關係使得孩子有挑戰父母或反抗的可能。像育芹就說：「我們沒有打跟罵的這個工具拿來對他，所以他就沒什麼好恐懼的。〔……〕確實有一些資訊他不足，所以我們提供給他這些資訊，他可能現在就接受這部分的資訊比較多。但是小孩也會有他相對的思考能力啊，所以他是有他自己的思考跟判斷能力的。」
這樣的親子溝通過程，建立在這些女性肯定孩子的能力、視孩子為主體的兒童觀上。例如綠荷說：「不要以為小孩子聽不懂或看不懂，因為我覺得她們一直在觀察」；綠茵也說：「小孩都知道他們在幹嘛，小孩不是無知的喔」。仁芃則提到：「大家對小孩子的保護過度，覺得小孩子沒有能力或者沒有辦法去做什麼樣的事情，我覺得都是我們太不了解小孩子、太不相信小孩，或者是說對小孩的控制欲太強」。
這些女性肯定孩子的自主性與思考能力，而參加反核運動的孩子們的確也展現出他們對於核電議題的思考。例如有次在繪本朗讀後，一位媽媽跟我提到，她幼兒園小孩有天跟她說「核電有毒」，她就會進一步問，到底是怎樣有毒，因為她不希望兒子只是人云亦云。與此類似的，我自己小孩的幼兒園曾多次參加高雄反核遊行，有次在遊行前，老師以《戲說核四》動畫影片來向孩子說明核能議題。女兒回家跟我說：「影片裡只有說核四是危險的，但應該是所有核電都危險啊」。她也會提問：「可是核四還有3個哥哥，如果核電廠全部停下來，我們會不會電不夠？」這些都展現出孩子們對核電議題的思考。
有許多家長會認為「不應太早跟孩子講政治」。這樣的疑慮也出現在卉茹的自我反省中：有一天孩子就忽然抱著我，〔…〕提到如果核電真的爆發了怎麼辦？我們要去哪裡這樣子。〔…〕其實當媽媽會很心疼…當下我很後悔說我為什麼要告訴她這些，讓她這麼擔心…因為這樣的擔心有時候真的不是她這個年紀要承擔這樣的東西。〔…〕可是實際上的生活就不是這麼的光明。（卉茹）
從卉茹這番話可以進一步看到，這些社運媽媽雖然一方面肯定小孩的主體性與思考能力，跟孩子談社運議題，另方面也會心疼小孩在思考這些議題時出現的擔心情緒，而讓她們在「保護孩子的純真」與「認識殘酷世界」之間掙扎。然而，許多社運媽媽也指出，我們整個生活與社會都是政治的議題，她們希望的，只是藉由帶孩子參與社運行動及與小孩談社會議題，讓小孩看到父母如何為自己相信的事努力、讓孩子有更多思考的機會。
這篇文章呈現了這些女性如何透過社運參與，發展出共同育兒的方式，並在生活中跟孩子談社運議題，期待以此培育出不一樣的民主社會公民。這呼應了我（Yang,2017）所闡述「政治的即個人的」之概念 — — 也就是說，過去婦運強調「個人的即政治的」，將女性經驗政治化（politicized），使之成為婦女運動重要的論述構框；但這些女性在生活中的社運實踐則進一步讓政治與個人生活領域連結，不但將最私密的「床邊故事」轉化為公領域的「為反核朗讀」行動，更持續將能源議題與社會議題帶入生活，將母職育兒轉化為參與社會、培育新時代公民的政治實踐！
延伸閱讀
- 邱花妹（2021)。從福島核災 10 周年看臺灣：媽媽為何站上反核最前線？。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4，115–122。
- 楊佳羚（2017)。帶著孩子上街頭 — — 社會運動與母職實踐。載於梁莉芳等人著，做爸媽的一百種方式。遠足文化。 Yang, C.-L. (2017) . The political is the personal: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6(6), 660–6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