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企劃 / 新住民在臺灣
陳新皓 / 桃園市蒲公英新移民服務協會社工督導
即便我國政府自2005年（民94）開始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相關政策工作，但是當前臺灣的社會環境，仍普遍將育兒、教養及照顧工作視為女性的責任。而新住民女性面對適應新生活的挑戰，同時承擔社會期待的性別角色任務，落入了多重困境：一、竭盡心力履行社會建構的角色，不見得會獲得公共資源的支持獲肯定，但若家庭或孩子出現問題，女性反則容易遭受責難（張明慧，2012）；二、社會環境是否另外提供充分的協助或支持新住民面對生活適應上的挑戰？三、這些資源投入的背後，是出自於新住民作為主體的照顧或關懷，亦或是強化了前述社會建構出的母職？相關社福或教育工作者於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是否羅織出另一張綿密的網，致使新住民身處更加隱微的桎梏之中而無力擺脫？
日前受邀至網絡單位交流，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許多社福或教育工作者對於新住民族群服務的提問仍不出下列範疇：
「為什麼新住民這麼喜歡賺錢，孩子的事情都不處理？」
「寧願多兩、三份兼職，也不願意陪伴孩子？」
「為什麼很多新住民家長每次都只是敷衍我們？每次都說『好好好』，大多沒有具體作為？」
「我覺得來自某國的新住民媽媽都很『難搞』，心機很重」
在實務現場，專業人員對於新住民處境與跨文化的了解和認識，與1990年（民89）起如雨後春筍的新住民相關調查研究、服務精神或政策沿革，明顯沒有同步。
所謂跨文化的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意指個人能有效且適當地於跨文化處境中，展現高階的文化自我覺察，以及了解文化差異於行為、價值與信念上的影響，並且是一種認知、情感與行為層面，能促使與來自其他文化的人有效且適切的溝通技巧（Deardorff, 2009）。
上述能力的培養，需要對於不同文化的內涵先有基礎且正確的認識，例如修正「越南是母系社會」這種常見的錯誤認知。接著，嘗試去傾聽與理解每位新住民獨一無二的移民考量或歷程。於日常互動的過程中，若誤以為新住民能以華語溝通，即代表其能完整且深刻的理解雙方溝通的內容，也是常見的誤解，另一方面，實務場域缺乏完備的通譯資源和制度，則是問題的一體兩面。
曾經與里長共同訪視居住於眷村的新住民，在丈夫過世之後便封閉自己、獨居在家，居家衛生條件惡化至鄰居不斷請求里長協助。據里長所稱，這位新住民時常念念有詞，但沒有人知道她在說什麼，有時在外遊蕩，疑似有精神狀況。我們在通譯陪同之下到場關懷，才了解這位新住民其實是位華人，但因學歷不高，只會說口音很重的潮州話。過程中新住民和通譯對答如流，我們協助里長表達對他的慰問與關懷，原先因著種種誤解，將其視為精神疾患者的判斷以致後續的處置計畫，產生了180度的大轉變。
另外一位服務對象，長期允許孩子可依自己的意願選擇不到校接受義務教育，校方導師、專輔老師轉硬兼施，家長才勉為其難地讓孩子的到校，避免過度缺席達到中輟標準。校方和社政網絡單位認為這位家長「過於寵溺子女」、「親職功能不佳」、「很難溝通」，而經本會了解，才明白孩子的母親曾在自己的求學期間，經歷過家鄉大規模的排華事件，她的好友在通勤途中遭遇不測，所以她認為：「讀書沒有這麼重要，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快快樂樂、平平安安」。
當好多的「誤解」堆疊在一起，專業人員很難避免於日常生活或服務情境中，不斷重現或增強新住民的不利處境或負面評價。即使我國政府自2003年（民92）開始推展跨部會的移民輔導工作，專業人員自服務新住民的歷程中所理解的資訊、界定的議題或者服務的評估，可能依舊如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於「洞穴隱喻」中所描繪的場景，我們關懷鑽研的仍僅是牆上閃動的光影。
參考文獻
張明慧（2012）。「他者」的故事－新移民女性母職的困境。文化研究月報，124，48- 61。
Deardorff, D. K. (2009). The Sage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