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她們與她們的突圍之路
採訪 / 蕭宇｜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
訪問前讀蕭昭君老師的相關資料，能感覺到她是個非常有行動力的人：在性騷擾防治尚未入法的年代便看出社會結構出了問題，此後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性別的路並誨人不倦；看著文字中昭君老師無懼無畏地向前，我很想問老師：這一路走來是什麼感覺？怎麼看現在的臺灣？我們性別平等是絕對有進步了，但為什麼我總感覺父權陰影似乎從未退去？昭君老師在性別之路上關注的幾個大重點：性騷擾和習俗，如今性騷擾已經成為眾人朗朗上口的詞彙，甚至某些人會拿出「女性為了報復而誣告性侵」的社會新聞，聲稱女性主義對性騷擾的重視已經構成對男性的壓迫了；而對於習俗，如今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連掃墓要拜什麼都不知道，我們還怎麼談習俗？老師曾說人生處處是性別的戰場，說自己要打破一道牆、讓人們知道處處可見的牆是可以打破的，這個戰場多年來是否有哪些不同或不變？女性主義者現在對抗的是古老父權的殘軍嗎？還是我們有新的敵人？我們已經打破了這麼多道牆，為什麼我卻感到迷茫？
帶著這些疑惑，我和蕭昭君老師約定了訪談；我希望昭君老師可以像神秘學大師一樣一眼點破我為何而迷茫，幫我分析未來性別情勢，並指點我一條女性主義者該走的明路。然而，對於我的每一個提問，昭君老師都不是給出明確的答案，而是說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這些故事是老師生活中的觀察，並伴隨反思和行動。
打開性別之眼
第一個故事，是昭君老師性別的啟蒙故事。時間在1996年，她處理了當時還是花蓮師範學院中的性騷擾案件。那時臺灣社會運動能量勃發，而大學校園中性別覺醒與行動也沒有缺席。自清大發起並傳至各地校園的小紅帽運動、師大七匹狼事件與中正大學男教授騷擾女學生案等，高教校園中長年來累積的性別結構壓迫終於受到檢視；女性的憤怒最終促成了1994年的女人連線反性騷擾大遊行。
儘管在這樣的背景下，昭君老師也並非一開始就「開眼」。那是一個性騷擾還沒有被清楚命名、也沒有性別平等教育的年代，一連串女大生受騷擾的事件對昭君老師而言只是報紙上飄過的新聞，即便聽到自己的同事指責那些受害女學生不檢點，也還不會激起她太多的情緒。直到1996年，花蓮師範學院有學生在學校的BBS上指控男教授性騷擾女學生，老師親身參與事件處理，才真正撞上了那堵名為父權的高牆。首先讓她感到不對勁的是，學校成立了「危機處理小組」，但那是專門處理天災或意外的組織；接著，昭君老師自己在深入調查的過程中與多位學生與教職員會談，看見的卻是體制是如何官官相護、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她感嘆：「明明同樣是教育體系的人，我卻感覺他們都在捍衛一個很奇怪的東西。」甚至女學生的父親也不贊成女兒提出申訴；事件處理至尾聲，校方做出的結論竟然是「學校應當教導學生善用電腦BBS和申訴管道」，當時有其他老師看了結論後忍不住追問：所以，性騷擾到底有沒有發生？
昭君老師講起這段性別意識覺醒的過程，語氣中仍不免憤慨，她也曾對過去無知的自己生氣，但體制中的每一個人難道不都是如此？缸中的游魚不會一開始就察覺到自己身處水中，看見體制往往需要契機；從發現問題到驚覺自己某種程度身為共犯的過程，甚至可能充滿憤怒、哀傷、自我懷疑或悔恨，若能讓這些力量集結並傳承，才能真正能撼動結構。
昭君老師回憶：「正是因為九〇年代這些大學女生勇敢出來抗爭，累積了許多校園性騷擾的紀錄。我為了知道要怎麼處理花師的事件而跑去婦女新知，看到了好多好多資料和報告，才知道不同校園都在發生；這對我來說完全是eyeopening。我的學術背景不在性別，但被這件事拉進了性別，生命的軌道完全不同了，直到今天都還在持續學習新的、看見不知道的。」
習俗中的性別必須要持續討論
擔任彰化社頭蕭家宗祠百年首位女主祭
1990年代女大學生對性騷擾的反抗能量為昭君老師撥開了性別之眼，她並未就此滿足，而是成為一個積極的實踐者。昭君老師開設性別課程，並認為性別批判不能只停留在教室裡；為了更實際地挑戰臺灣的父權結構，她決定要爭取成為社頭斗山蕭氏百年第一位擔任年度宗族祭祖的女性主祭，這段過程被拍攝成紀錄片《女生正步走：牽手催生女主祭》（2009）。紀錄片中訪問了許多蕭家成員對女主祭的看法，有人表示反對：「我沒有歧視女性的意思啦，但傳統就是這樣，女人就是不能當主祭。」這樣的話是如此令人熟悉，十多年後的今天，社會依舊常以性別或性傾向來否定一個人的能力與資格。但也有男性成員表示，時代已經改變了、女人本來就應該可以當主祭，更有女性感覺受到鼓舞。昭君老師最終成功主持了祭典，並為百年斗山祠掛上一塊「女光永續」的匾額。
但在那之後就沒有下一任女主祭了。昭君老師說：「這有點像掃墓，很多女性覺得掃墓好熱、很麻煩，不覺得是一件重要的事。祭祖這件事，女生不主動爭取，他們也不會主動去找女生……；大學男生會抱怨家裡一定要他們去掃墓，為什麼姊姊或妹妹就可以不用去？女生也覺得不用去很好啊，賺到了。」聽到這裡，我不禁有些心虛，我確實知道自己身為女性、不是非得在祭祀現場，並暗中將之視為一種開脫的權利。但昭君老師說：「學生們不理解，這是權力、是祭祀權；這關乎你的位置，並牽涉到往後所有權力與分配、財產繼承這些事。每個人都要從個別家庭、自己的位置做起。一有機會，我就會對身邊的人進行社會教育，這個議題得去談。」
生活型態在變，習俗也在變
我忍不住想為自己的心虛合理化，連忙問老師：「是不是習俗和財產的關聯性已經沒有那麼緊密了，所以大家沒有感覺到去參與的重要性呢？」
昭君老師說：「確實習俗是在改變的。」現代人生活型態改變，掃墓和年輕一輩上班時間衝突可能影響未來的掃墓型態，又或是祭品、環保葬等等都會改變儀式的內容。說到這裡老師自己笑了：「咦？如果環保葬，那還要捧斗嗎？」她接著跟我說了朋友的故事。住在美國的友人因父親過世而回臺治喪，友人的孫子是長孫，在喪禮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這是傳統賦予長孫的特權；但對久居國外的孫子和他母親而言，捧斗、上靈車、重複擲筊等儀式只是困擾，「他們後來覺得這些事實在太麻煩，就改信耶穌基督了。即便是長子長孫，還是會和禮俗產生衝突；而只要宗教信仰改變了、面對的禮俗也就變了。」
我想到我自己的狀況，我很幸運，我的生長過程中幾乎沒有因為身為女性而被剝奪了什麼。因此，儘管從小到大仍然遇過不少專為男性設置的習俗，我總是將那些規矩視為一種遺跡。而我自己幾年前結婚時，和父母說好不拜別、不丟扇、不潑水，走紅毯時除了父親之外、母親也一起；而婚後則是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可以選擇在夫家或原生家庭過農曆年。雖然我知道我自己的狀況是特別幸運的，生長的家庭有意願也有能力跳脫男尊女卑的傳統價值觀，又遇到願意配合的夫家，這些條件非常難得，但也因此，我有時會懷疑習俗和性別這個命題是否漸漸「退流行」了。
但昭君老師認為，不管如何改變，習俗仍然是必須要討論的性別議題，她說：「習俗必須談。也許年輕人對這個不太有感受，但可以拿這個去和父母對話。我之前會出作業讓學生去觀察習俗，就可以發現，就算你父母可能好像開明，但阿公阿嬤不是。還有，幾乎每年都還是會有女學生說成長經驗中、自己和男性手足的紅包不一樣大。三個多禮拜前，有個學生來跟我說她讀了我寫的『讓往生的女兒有家可回』、『到陰間作婦運』¹，她說自己一個人在寢室讀到哭出來，因為這些故事讓她看到她的母親。我的天啊，這學生的媽媽還是國小老師欸！女學生說阿嬤對她媽媽很不好，可能因為阿嬤以前也被婆婆這樣對待……她看到母親在這種父權的家庭中被壓迫。有很多學生也會觀察到，他們的母親遺憾自己被迫放棄繼承……學生會見證自己母親、阿嬤的經驗。我不知道這些學生之後會怎樣，但透過這個教學，我希望讓學生看見法律上是有這樣的權利、希望他們去聲張自己的權利。但我們也都知道，女性選擇放棄的背後有多少因素要考量，所以我們要去改變這個文化。或許我不能改變整個結構，但只要每個家裡少一個願意放棄繼承的人，就多一個可能性。往後會愈來愈多人知道這樣做是可以的 ── 這是我的，你要我的同意才可以拿走。這就是習俗。」
[1]指的是昭君老師寫的〈姑娘偶要去陰間繼續做婦運〉，收錄於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策劃、蘇芊玲及蕭昭君主編之《大年初一回娘家⸺習俗文化與性別教育》。
性平教育現場的真實落差
我問昭君老師，老師從事性別教育這麼多年，是否看到教育現場面臨什麼新的問題或困難？昭君老師沉吟了一下：「要怎麼回答呢，到處都是困難啊。我不覺得學校教育真的落實、做得很好；都不是新的困難，舊的問題一直都在。我接觸多是國小，我其實沒有看到很根本的改變，還是做做樣子、喊喊口號，遇到性別事件的時候還是慌亂的。我常接到求助的電話，說剛接這個業務、前人也不知道怎麼辦，即使教育部規劃了有SOP、辦那麼多研習，但參加研習的人不見得是真的處理事情的人。」
性平教育做了那麼多年，打破性別刻板印象、性騷擾防治其實都是校園內耳熟能詳的口號了，為什麼與教育現場仍有著很大的落差，我們該如何突破？昭君老師認為：「就要看那個落差是什麼，有人在現場，你在什麼位置，那就去改善啊。我覺得結構上已經改變很大了。我見證了改變，從1996年花師性騷擾事件發生是組了個處理天災的委員會，到後來我們有了性騷擾的處理法律，那麼多人的努力在修改，其實是有東西依循的。」老師接著分享了一個案例，孩子們對性的探索成為通報的性平事件，主責人不但不熟悉性平事件的處理方式，也困於家長的憤怒情緒、不曉得該如何呈現孩子的想法與事件的真相，因此半夜求助昭君老師。老師義不容辭地協助分析、提供建議並介紹資源，她說：「你每遇到一個案例，就知道困境在哪裡，你可以幫什麼忙就去幫，幫那個忙其實是讓法律得以落實。」說到這裡，昭君老師說：「但我對學校現場其實是滿悲觀的。」
儘管對現況感到悲觀，昭君老師卻一直很積極地用實際行動在改善現況，她認為採取行動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因為他來找我啊！我幫得上忙就幫，如果做不到的就說沒辦法，看清楚自己。你教他，他可能就變得有能力，他到其他地方就比較有概念怎麼做事。」
從校園到社區，看見顛簸前進的臺灣
從自身做起，是昭君老師反覆實踐的原則。她總能從生活中觀察到性別，並利用各種機會進行性別倡議和教育，無論是平時教學中與學生互動，或是祭祖時對姪女機會教育、告訴姪女婚後的女性亦有祭拜的權利，又或是看見女性同事在遺產分配上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但也因為性別之眼太清明，昭君老師時常感嘆，我們到底有沒有進步啊，怎麼好像我們一直是走一步退三步呢？她說，最近有一次去醫院幫忙上性別學分的課程，課後還有人專程跑來跟她強調唐鳳之所以是跨性別²、是因為她父母離婚，並且認為昭君老師在短講中應該強調同性戀可以「變成」異性戀。每每發生這類的事情，都讓她很挫折。
[2]根據女人迷於2020年3月9日的報導（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23481），唐鳳多年前曾自述為跨性別女性，而今則在寫表格的性別欄時填入「無」，不受限於現有的性別框架。
但昭君老師接著講起自己之前去監獄談性別主流化的經驗，她在解釋性別認同時舉了唐鳳當跨性別的例子：「我給他們看唐鳳的照片，問他們知不知道她是誰？受刑人有些搖頭、有些比較年輕的人就說唐鳳啦。去那樣的大場合演講，我都很焦慮只有自己喃喃自語，所以我都跟他們說可以隨時打斷我。講到唐鳳的時候，大廳某處傳來一個聲音說，老師，人伊講伊毋是男女，伊是無性別（lâng I kóng I m̄-sī lâm-lú，isī bô-sìng-pia̍t）。我朝著那個聲音看過去，一個少年欸，顯然他有在關切。我就覺得滿好的。」說到這裡，昭君老師自己笑了：「你有沒有覺得我們實在活得不怎麼樣？人家一件小小的事情你就可以很高興。」或許認真做性別的人，都是這樣矛盾的吧；父權高牆依然聳立，昭君老師這樣踏實的實踐者時常會迎面撞上，難免感到挫折與沮喪；但下一秒又會因為一些微小但發光的發現而欣喜，能告訴自己，我們確實已經有了許多進步。
昭君老師說，雖然時常悲觀，但她認為臺灣的年輕人確實有所不同，難的是年長的一輩。這或許也反映在昭君老師近年將關注從校園移到了社區。
昭君老師住的社區在2018公投中大幅傾向反同及保守勢力。後來高雄女權會舉辦全國活動，請她幫忙和社區老人談多元性別的議題。課程通常安排在週六早上9點到11點，下課後會供餐，老人們會帶著便當盒來裝。昭君老師說：「這些70、80歲、日本時代的阿公阿嬤，主要都是講臺語的……幾次下來，你可以開始聽見一些聲音，他們一開始覺得同性戀都是不好的、是壞孩子，不用去跟他們爭辯，就是給他們看臺灣正向的例子，你得講故事。我跟他們談到間性人具備兩種器官這個概念，有個80幾歲的阿嬤打斷我，她想起來她小時候住在部落，在溪邊洗澡時看到有個人有陰莖、卻不是用陰莖尿尿。阿嬤說，原來那個時候就有這樣的人了。因為有些人會說LGBTQ是因為現代人學了很多不該學的東西，但阿嬤想起這件事，恍然大悟說，原來其實從以前就有了，他們以前笑那個人真的是不對的……。還有一次，聽到一位阿嬤說，其實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困難和問題，你不能說人家那樣就不叫家庭，如果人家相愛、互相照顧，你憑什麼去判斷人家不是一個家庭。我聽了好感動喔、好有智慧，送你一罐醬油啦！」我忍不住大笑，老師接著說：「你必須用很臺灣的、很貼近的方式，否則聽眾會覺得，為什麼我要關注這個？當你問我性平教育是否面臨什麼新的困難時，我覺得社會教育這個部分是學校沒辦法做的，需要民間團體去思考如何走入社區對話。習俗是相對安全的議題，因為你跟阿嬤談的時候他們都會跟你講一大堆。但同性戀和跨性別就是比較不安全的議題。曾經有個一直都比較會嗆人的學員，她說老師我忍不住了，我有兩個問題：這些人到底為什麼要變成女生？他們也不能生小孩、不能當媽媽啊？我很高興，她問的問題真的太好了！我解釋說，她們必須變成女生、否則心沒辦法安定；她們並不是為了生小孩，因為變性之後也沒辦法生小孩，但她們可以當媽媽嗎？這跟你能不能自己生一樣的。其他人也會告訴他說，可以收養啊！看到收養的這個概念出來，我就覺得很好。我們需要更多跟老人對話，讓他們家的孫子會願意在家裡出櫃，需要有更多社區願意做這件事。」
昭君老師為了和長輩對話，特別練習如何用臺語講性別認同（sìng-piat jīm-tông），但現場當然不能直接丟出名詞，昭君老師會解釋說，他心內覺得自己是查埔囡仔，華語叫做跨性別、而臺語讀作khuà-sìng-pia̍t。她認為：「用在地的語言這件事滿重要的。對社區的人我都用故事。老人們問我今天要做什麼，我都說，今天我們來聽別人的故事，聽故事可以讓我們了解其他人和我們哪裡不同，或是和我們哪裡相同。這是我覺得的未竟之事，臺灣可以有更多人來做的事。」
小結
訪問前，我透過昭君老師的著述、女主祭的紀錄片和其他網路資料，希望更了解1990年代的性別氣氛。我看到紀錄片中蕭家成員反對女主祭那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看到清大女學生發起小紅帽運動以反抗校園性騷擾後、校內出現「性騷擾無罪」和「幹！清華賤女人！」等噴漆標語³，又或是各種維護性騷擾作為一種「正常異性互動」的迷思，這一切看起來既遙遠、又像是昨天才發生；我對歷史驚人的相似感到氣餒，忍不住向昭君老師反覆探問：「老師有沒有看見新的困難或問題？我們是否不一樣了？我們真的有在往前進嗎？」
[3]1990年代的校園婦女運動──小紅帽，參見https://women.nmth.gov.tw/?p=2154。
昭君老師沒有直接給出是或否的答案，畢竟社會改革原本就不像疊積木可以推倒重來，我們必須在昨天的基礎上掙扎前進。歷史的紀錄一方面可能令人洩氣，但經驗和能量的傳承也可以讓人知道，你並不是孤軍奮戰。就像老師用故事讓人知道自己和他人有什麼相同、又有什麼不同，老師的故事也讓我理解到，縱然不同時空的性別問題如此相似，卻也不是原地踏步。面對社會令人挫敗的改變速度，昭君老師的應對方式是不停回到自身，持續學習，從身旁尋找可以行動的突破口。唯有思考與行動，才能讓人在無論面對怎麼樣的變化、無論悲觀或樂觀，仍能有所定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