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
採訪 / 季刊編輯部
撰文 / 李耘衣、郭汶伶
我可不可以給妳一個大大的擁抱
今天是我第一次見到李凈瑜，削瘦的雙頰，不帶妝粉的淨臉，素挺的白襯衫和牛仔褲。她的樣子同我幾年前我在新聞上所見，但今天卻少了一股銳氣，多了一份溫柔。過去在記者會鏡頭前，她莊重謹慎的表情，語氣堅定，一字一句以人權立場呼籲釋放李明哲。但無論外界如何評判，始終不能動搖她的決心，屢次赴中探監被阻的李凈瑜甚至作了最壞的準備，她在雙臂刺上──李明哲我以你為榮。
2022年4月，李明哲終於獲釋，並和李凈瑜心心念念的期盼「像個正常人」回到臺灣。經過短暫的休養，李凈瑜和李明哲夫妻開始他們各地的拜會，希望能向曾經幫助過他們的人報平安。2022年11月27日，李凈瑜陪同先生來到臺南政大書城，這是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簡稱AI）臺灣分會舉辦的活動「黑獄與自由 — 李明哲遭中國關押五年紀實」，也為「寫信馬拉松」的活動進行宣傳。我遠遠觀察的李凈瑜，她坐在前排，無框眼鏡下的目光不曾離開過臺上的李明哲，衣袖底下的刺青若隱若現。
在黑牢中的李明哲雖然無法和外界接觸，但他相信妻子進行營救的每個策略，都是朝人權價值的方式進行，拒絕極權政府的手段，而選擇訴諸國際，進行國際救援行動，而每一個行動之後，在獄中的他都能感受待遇上切切實實的改變。最後，他自嘲這5年是個扎實的田野調查。儘管李凈瑜探監的過程屢屢受阻，但國際與民間對他們的支援未曾停止過，如同寫信馬拉松的活動，當大家寫給AI，AI都會紀錄保存並轉給李凈瑜，雖然他無法親自閱讀，但凈瑜都能收到並轉寫告訴他，他們並不孤單。
講座的Q&A時間，李凈瑜被邀請上臺分享這段日子國際救援的歷程。凈瑜告訴我們，在場每一位聆聽劫難的人，透過寫信、分享，在這樣訊息中去表態與不認同迫害人權的行動，都是對家屬的幫助。李明哲蒙難這5年對李凈瑜而言，她亦是歷劫歸來，心靈的磨難與奔波也讓她整整掉了15公斤，167公分高的李凈瑜當時瘦到44公斤，她帶著如同骷顱般的身軀去中國和丈夫會面。她說，「我去中國不掉眼淚，也不放棄自己，最後他被治療，我被治癒。」
會後，我走向凈瑜向她致意，她一開口卻是問我：「我可不可以給妳一個大大的擁抱？」我知道，她是一個溫暖的人，同時也能溫暖別人。
結束了11月底的這場講座，和凈瑜是舊識的季刊總編Meg約好了下次與編輯部夥伴的再敘，訂在12月17日「寫信馬拉松」臺南場的當日。那天臺南久旱逢雨，凈瑜夫妻和季刊組的4個夥伴，我們圍聚在餐館的二樓如同老友般的開始對話。
檔案的啟蒙
李凈瑜大學時期就讀勞工關係學系，與李明哲相識相戀，他們關心公眾議題，個性互補，一路走到今天，兩人既是人生伴侶也是革命同志。她向來支持先生在中國的人權工作，也知道這是有風險的，所以李明哲失蹤之後，她非常著急但又沉著應對。
然而，始自2002年起，李凈瑜已在施明德基金會的工作，閱讀與整理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檔案是她的日常。這20年，李明哲陪著她，也在這10幾年的檔案徵集過程當中，李明哲是看著妻子如何走過與國家檔案對抗的路途，這段歷程也深深影響他們彼此。李凈瑜忽然話鋒一轉，「但是我覺得從沒有一個公眾議題忽然間讓我覺得……我有一點被『打醒』！」
她解釋，她所謂的被「打醒」是因為她自2002年開始陪著施明德先生去徵集他的檔案至今，就連李明哲不在身邊的5年，手上徵集檔案或研究，都不曾停止或中斷。此期間，她也持續進行李明哲的國際救援工作，救援李明哲成為了她對於對檔案議題上的延續，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這20年的歷練讓李凈瑜理解威權統治者的思維邏輯，也讓她可以判讀獨裁國家面對國際壓力時的反應和作為。就算時空背景遷移至今，統治者的想法依然換湯不換藥。故她進一步拆解分析，更確信走國際救援這條路是有用的 — — 雖然無法讓李明哲很快的回來，但他是可以有尊嚴的、像個正常人回到她身邊。
李明哲補充，對統治者最重要的是讓政治犯完全喪失反抗意志與能力，所以會把政治犯長期軟禁，不讓家屬探視，以致完全喪失對未來的期望，最後自我放棄。統治者甚至會用秘密審判，在政治犯身上加諸不名譽的罪名，輕者如詐騙、逃稅等經濟犯罪，重者則安上嫖妓、性犯罪、間諜等不譽之罪，讓政治犯在牢裡也飽受獄友欺凌。他剛出事的時候，網路謠傳他是去中國嫖妓或去作間諜。李明哲認為，如果他接受中國政府的威脅，和中國政府私了，會承擔什麼代價是他無法想像的，這些不名譽的罪名只會讓在他回到臺灣後，從此隱姓埋名，無法繼續關心公共事務，從一個小監獄回到一個大監獄而已。
展開救援的李凈瑜心裡更加清楚，她無法決定李明哲什麼時候回來，因為那是中國政府決定的，但她可以決定李明哲用什麼樣的姿態回來，她不只要捍衛李明哲的自由，更要捍衛李明哲的名譽和未來繼續關心人權議題的能力。
李凈瑜和李明哲也從檔案學習，檔案裡揭露很多政治犯內心的思維、遭遇的困難，以及統治者的應對手法。這些檔案其實有個範本，統治者藉此預知政治犯在牢裡最需要的是什麼、心理層面的弱點，需要外界提供哪些資源。李凈瑜也在檔案中看到來自國際的關心，有些壓力會讓當權者有所顧慮，也影響他們對待政治犯方式，下達不同的命令。
在與檔案交手的生命經驗中，讓李凈瑜去相信有些事情是可以被克服的。她不是基督徒，但是聖經新約（希伯來書11:1）裡面有句話，讓她理解磨難與信仰相互為彼此的基石：「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也就是說，當一個人確信他信任的事情是一個有力量的信仰，當生命遭遇煎熬，他會認知到 — — 你必然要去承受試驗，因為這是你的信仰。
在施明德基金會的工作歷練，以及國家檔案的閱覽與啟蒙，給了李凈瑜強大的信念和信心，成就了今日的李凈瑜和李明哲，這對於他們的影響是同時存在的。
因此，當這對夫妻遭遇這場劫難，他們從不把自己當做受害者，並保有一致的信念 — — 當被命運選上時，我們不和魔鬼交易。也讓李凈瑜在公開場合進行救援行動時，態度冷靜堅定，不曾掉下一滴眼淚。
一個有教科書的孩子
李明哲回憶每次的探監會面，妻子並不是向他傾訴思念之情，而是告訴他：「李明哲我們都在關心你。」這些會面靠的是一些國際的幫忙！是很難得的，若在過去的時空背景下，政治犯的家屬完全沒有機會。李明哲回到臺灣那天，因為COVID-19檢疫隔離，他們無法當面擁抱，卻在那晚不間斷講了好幾小時的電話，確認在救援期間李凈瑜的每個策略和決定，如何影響李明哲在黑牢裡的每一天。
曾有熟悉的資深媒體記者會對李凈瑜說：「啊，你的老闆是政治犯，你老公也是政治犯。」如此的莞爾待之，也是他們當時處境中的一種感慨。但李凈瑜強調，如果她沒有過往與施明德先生共同徵集檔案、閱讀檔案的生命經歷，絕對沒有現在的自己。
李凈瑜說：「我是有教科書的孩子。而李明哲不在的這5年，我沒有交白卷。」
這本教科書讓李凈瑜知道，當她面對統治者，爭取自由不可能不付出代價。統治者關壓政治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摧毀他的「尊嚴」。在臺灣過去爭取自由的歷史中，凈瑜解釋：「我和先生的苦難根本不算什麼，我只是選擇一個我們扛得起的代價，窮盡一切努力，讓李明哲可以在監獄中保持自己的自由意志，讓他保持自己的尊嚴。如果我們不願意付出代價，那只能任魔鬼蹂躪，我們會輸得一無所有。」
李明哲再補充，這正是李凈瑜堅持公開救援的方式，逼中國政府不敢完全禁止妻子來監獄探視，她僅是按中國的「法律」執行探監的權利。透過妻子的探視，讓他可以把中國監獄很多違法的行為公諸於世，讓自己在監獄不再只是囚犯，而仍然是一個人權工作者，可以在中國做監獄的「田野調查」，讓世界理解中國政府對法律的漠視。這樣心態的轉變是他維持自由心智最重要的關鍵力量，而這種力量的來源就是臺灣白恐時期的這段教科書。
白恐的集體創傷與轉型正義之難
1945年二戰的尾聲，臺灣，美麗福爾摩沙，無法逃離戰亂與政權交替的歷史命運，經歷國家體制失序的年代。228事件的槍聲響起後，臺灣也自1949年5月20日開始，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然而白色恐怖並沒有因解嚴而停止，統治者在不同階段所行使的國家暴力、思想清洗整肅、不公不義的審判……，造成臺灣社會長達半世紀的集體噤聲。白恐遺留的集體創傷至今無法平復，除了難以建立互信社會之外，民眾也恐懼周遭人事物接觸政治，甚至，轉型正義之路走得艱辛。
1999年12月15日，立法院通過《檔案法》，並於2002年1月1日起施行，這是臺灣第1次有機會把各個檔案從不同單位徵集回來。2003年2月28日在國父紀念館舉辦的「美麗島事件檔案展」，也是讓臺灣社會首次有機會系統性地看見「美麗島檔案」，同時看見政治受難者在高壓的背景下，去面臨被監視、刑求、迫供、蹂躪的一段歷史。然而，若是這些檔案在沒有任何註解與說明直接赤裸裸的展示，大眾看見的可能只是受難者的認罪、自白，以及人性的怯懦，而不是去理解這些「罪刑」脈絡究竟從何而來。就如同中國政府安排李明哲公開認罪、形式上公開審判的型態。李凈瑜希望我們要能夠同理「受難的人有言不由衷的權力」。
李凈瑜在檔案開放之初就勤跑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簡稱：檔管局），當時檔案是如實呈現，毫無遮掩，只差無法複製取回。直到一天，當局發現檔案可以告訴人民更多的事實真相，體制便開始恐懼，國家檔案開始有了很多補釘般的遮掩。凈瑜進一步解釋，按照現在政治檔案法的運作邏輯，是無法建構當時事實的全貌，也影響她如何去看待李明哲遭遇到的事件。她繼續言道，《檔案法》第22條提及「國家檔案至遲應於三十年內開放應用，其有特殊情形者，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期限。」試想，若回推到白恐時期的政治受難者的年紀，許多當事人或家屬，恐或無法在有生之年查找自己蒙難之因。對此，她支持《檔案法》的精神，但反對2019年7月開始施行的「政治檔案條例」，並希望大眾能多思考目前檔案法的運作。
韓若春遺書和成慶齡女士
1962年施明德被捕並押送軍法處青島東路看守所，韓若春是施明德的獄友，兩人因被判處死刑囚禁一室，直到1963年12月31日韓若春被執行槍決。韓若春與妻子蔡秀蘭的獨生女韓蔡卿，在父親被槍決時年僅5歲，她在母親改嫁後隨繼父姓成，改名慶齡，現在是旅居奧地利的鋼琴家。2011年，成慶齡受邀回臺舉行音樂演奏會，此期間她特地拜訪施明德，她落淚說，她想知道父親是個怎麼樣的人。2011年10月7日，成慶齡在施明德一家人的陪同下來到了檔管局，成慶齡發現了父親被非法扣留48年的遺書，以及被非法用「立可白」塗抹掩蓋的檔案資料。返回奧地利之前，成慶齡慎重寫下委任書請施明德協助，因為她想看見一個「完整、毫無遮掩的歷史真相」。¹
[1]參引自「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真相，怎可離受難者如此遙遠〉一文。http://www.nori.org.tw/lastnews/真相，-怎可離受難者如此遙遠/
我們相約受訪之日，臺南竟是滂沱大雨，我們見李凈瑜一手挽著李明哲，一手拉著裝滿文獻與資料的行李箱，有備而來。她說她想為我們唸唸這封遺書，她緩緩讀道：「秀蘭，不要悲切，也不要難過，再好的夫妻，早晚都會嘗到這生離死別的滋味，我們來到人間已經很不容易了，在任何的環境中，希望你堅強地生活下去，這是妳的權利，沒有理由放棄，…（略）…告訴妹妹，爸爸一直以無法培養她成人為憾…（略）…。並告訴妹妹，爸二十八歲來台灣，三十五歲和媽結婚，除了正義以外，了無財產，…（略）…。別了，我親愛的妻女，願你們母女相依為命，長受上蒼的庇佑，樂觀奮鬥，苦難的終點是幸福的開始。 秀蘭的父親孩子的爸 若春 七月二十二日夜」
這是臺灣在白恐時期其一受難家庭故事，39歲的韓若春與5歲韓蔡卿，僅能透過這封沉寂近半世紀的遺書，重續他們的父女之緣。根據促轉會2022年任務總結報告，據現有部分公家單位與執政黨檔案紀錄，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案件當事人人數推估為22,028人²。如果我們不只著眼事件當事人的數量，並察覺、看見當事人身處的家庭、家族，也可以推估，有近22,028個政治犯的家庭承受政治暴力創傷。
[2]參引自促轉會（2022）。任務總結報告。https://gazette2.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8098/ch01/type7/gov01/num2/images/Eg03.pdf
回到2022年12月，我們透過李凈瑜讀到這個令人斷腸的故事。Meg此刻有感而發，臺灣在促進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政治檔案被解密後，促轉機關有邀請受難者回去翻看檔案，並辦理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坊，培育相關諮輔人才，傾聽、陪伴受難者的傷痕。然而，促轉機關解散，任務轉交其他部會後，這些工作處於延滯的狀態，沒有看到公部門更進一步的開展與活動，非常可惜。曾進行政治暴力創傷相關研究的季刊夥伴，則在訪談後有感而發，就她所知，以受難者或受難家屬而言，其實很難接受自己要去翻看檔案這件事，特別是部分受難者跟家屬，只要聽聞臺灣政治或兩岸的軍事新聞，便會勾連記憶，創傷症候群發作，出現不同的精神症狀。有些受難者能回去直視檔案，除了是追求真相，也是從迷霧中摸索並看見自己如何在層層結構中受害、受傷，包含肉體施暴、服刑、監控、汙名等等。直視檔案，不只需要勇氣，更需要受難者的周遭（國家、媒體、社會大眾、親密家人朋友等）提供強大、可靠而安全的支援、支持。此外，受難者也必須盡可能透過不同的練習，讓自己從受驚的狀態中，找到去向安全心智狀態的精神道路，提供自己庇護。
李凈瑜，一個有教科書的孩子，甚至從未沒想成為國際救援行動的當事者，她在檔案與李明哲的救援中來來回回感受，她的生命竟然與20年來閱讀白恐檔案有更深一層的連結。李凈瑜知道自己的眼淚不會得到中國政府的憐憫，只會換來中國政府更多的羞辱，所以她會在記者會前先大哭一場，宣洩情緒，之後就帶著冷靜與不畏的態度面對鏡頭。
然而，我們知道，李凈瑜有顆溫暖的心與憫人的天性，這是她20年來與檔案交手所疊沓出的溫柔與信念。這些，也來自凈瑜母親的智慧與支持。
她也是來自大港的女兒──李凈瑜與她的母親
1940年代末期，身穿國民政府軍裝的外省官兵也在高雄鹽埕街市往來穿梭，生活在這裡的民眾還在調適政權轉換下的文化衝擊。李凈瑜的外公自日本時代就在高雄鹽埕開設染坊，戰後繼續在市場賣布。李凈瑜的母親當時13歲，受過日治時期的國民教育，擔起生活的擔子，和妹妹分別負責街頭與巷尾的布行。
一日，一位自上海的軍官到凈瑜阿姨主理的布行買布，開口便說要用上海的商業買賣慣例：買家買一尺布，店家得再贈送相對應比例的布匹當回扣。凈瑜的母親與阿姨所接受日治時代經商文化的養成，知曉商品本身的利潤是可以計算的，商家也不會在售價上刻意浮報灌水，面對外省軍官不合理的要求，她們當然不接受。因此凈瑜的阿姨據理力爭，這讓外省軍官顏面盡失，甚至發怒和凈瑜阿姨產生肢體衝突，逐漸引起旁人圍觀。
凈瑜的阿公也聞聲而至。不久後，官兵便架起槍桿，把槍桿對自己人民，動用私刑，把店圍了起來，還把阿公押往高雄憲兵隊。凈瑜母親知道父親被軍隊押走，心急如焚的求助警察。對凈瑜母親一家而言，這並不是一椿簡單的案件。
尤其，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時有傳聞，夜半有人突然被從家中帶走槍決，甚至下落不明，社會整體瀰漫著惶惶不安的氛圍。當時的臺灣社會正面臨國家力量失序的絕境，該是維護秩序的警察也無能為力，他們表示無法和軍隊對抗，也沒辦法保障人民合法權益，只能和小女孩說，警察槍沒有軍隊大。凈瑜的母親眼見情勢不對，只能想辦法對外求援。13歲的她不做多想，她沒有站在原地投降哭泣，她思考誰比軍隊的槍更大，更有力量？她想到仍在高雄港口駐軍的美軍。
她一路跑向高雄港口，不諳英文的她攔下認識的三輪車伕，要他幫忙向美軍解釋和求救。美國軍官不敵小女孩的苦苦央求，著實動了惻隱之心，帶上她一起到高雄憲兵隊進行交涉。交涉過程中，美軍問她是否有任何要求，她單純而明確表達：
一要確保民間私財不被任意侵占；
二是不能秋後算帳；
三是要抓人的外省軍官坦承錯誤。
這是凈瑜的母親憑著直覺展開的國際救援，那年，她只有13歲。在美軍的庇護下，她成功救出自己的父親。這份真誠而堅實的力量，跨越時空，也成為李凈瑜救夫過程中最堅實後的後盾。李凈瑜知道，面對不守秩序的中國政府，不能坐困愁城，只能去求助於更強大、更有力量的國際輿論。
2017年，凈瑜的母親年事已高，已有輕度失智。彼時，李凈瑜也展開第一次的國際救援。老母親將手頭的百萬定存解約，資助女兒，她告訴女兒不要怕，到美國之後，有什麼委屈就把它說清楚。這是母親教給李凈瑜的有智慧的理性，面對強權時，如果是做對的事，她可以去找一個更大的力量把道理說清楚。
老母親那種面對困境，永不放棄的態度，深深影響李凈瑜的價值觀，在這煎熬的5年，李凈瑜曾經接來母親同住照顧。她說，不是母親需要我，而是我更需要她。
尾聲
李凈瑜是個低調的人，過往很少在公眾前露面，也覺得不是很必要。她認為，如果參與討論的夥伴想法比較對得上，就能有意義的對話，也因此，大多時候她只和同溫層接觸。相較之下，李明哲在外奔走、發聲，看見世界的局勢跟事態的發展，則成為她對外的窗，讓她知道許多事情的進展。在尚未從白恐集體創傷中痊癒的臺灣社會，這或許是她為自己鋪設的安全網。
然而，李明哲事件發生到結束的這5年，卻有不認識、陌生的臺灣人給予她溫暖。她出外吃飯的時候，有人默默幫她買單，或是同理她、支持她。在網路上，即便有諸多網友在社群媒體評論她的行動，從未有人走到她面前指著她鼻子罵。還有許多陌生的網友關注李明哲的案子，他們分享資訊，或者以此為議題進行創作，盡力曝光、維持李明哲事件的始末，聲援在中國獄中的李明哲，也聲援她。
李凈瑜說：「我無法看到所有的政治檔案，但我是被白色恐怖歷史撐住的孩子，臺灣過去苦難的力量撐住我。我沒有虧負我看過的歷史檔案，我沒有覺得我做得很好，但我全力以赴。」
20年的檔案經驗，一次成功的國際營救，讓李凈瑜和李明哲夫妻更相信人權是普世價值，所以當人權被迫害，就算臺灣是個小國，依然可以透過另一種方式進入，突破國際枷鎖，並用人權去訴說，才能用自己的價值去對話。現在臺灣可享有的自由，都是前輩用生命血淚付出的代價。來到這個自由的時代，假若我們沒有掙脫威權時代的桎梏與陰影，我們依然是「奴隸」。選擇發聲，是我們應有的權利，也充滿力量。
最後，我們私心借用已故作家陳柔縉首部時代小說《大港的女兒》作為專訪的篇名，小說橫跨百年臺灣歷史，從日本時代到晚近，藉由小說主角孫愛雪的經歷，刻畫高雄女兒對生命無所畏懼與勇往直前的精神；藉此也向李凈瑜的母親致敬。
她是大港的女兒，並將這精神延續到她的女兒李凈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