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企劃 / 白色恐怖的性別面面觀
林瓊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一、 前言：何謂「威權」？
在討論「中正紀念堂」與威權政治的關係之前，我們有必要還本溯源地對「威權」或「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在定義上予以說明，以方便本文後續進一步的相關討論。
根據政治學的解釋，威權是指一種意識形態或政治體制，該政體由一個小型團隊（單一政黨、一位獨裁者或軍隊）進行領導，使人民的參與降到最低，並限制個人思想、行為自由，將國家權力集中於單一團體或領導者。
如果從上述釋義而言，則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自戰後1949年5月19日頒布戒嚴令開始，持續了38年又56天的戒嚴期，復至1991年5月1日才宣布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臺灣由國民黨所統治的政體，且以蔣中正持續五任（1948–1975）長達27年的總統任期，無疑充分符合「威權國家」的定義。
落成於1980年的「中正紀念堂」，正是在中華民國的威權體制中誕生的。這座位居臺北蛋黃區、佔地廣達25公頃，是為了紀念一位在臺灣從未具真正民意基礎的統治者，所量身訂造的建築空間；甚至，其建築形式的決議與確認，也是百分百符合威權的模式：原來競圖規則公告限定須有「現代精神」，最後所有符合競圖參賽規則的作品皆不了了之，而由蔣宋美齡一人作決，以中國傳統風格（仿南京中山陵）設計提案的建築師楊卓成的作品獲選。
二、「中正紀念堂」作為陽剛國家威權象徵的歷史場域
自大航海時期以來，臺灣島上各族原住民因從未聯合創建並對外宣佈是一個具土地主權的國家，外來勢力便更迭地成為這座島嶼的殖民統治者。「中正紀念堂」坐落的這塊土地，自清領時期與日治時代19世紀的軍營、戰後國民政府50年代的軍事用地，至1980年搖身一變成為專為黨國領袖蔣介石打造的建築，正好好完美地呈現了威權政治的歷史移轉軌跡。
以下就各政權曾在這塊區域留下的烙印脈絡分述：
（一）清領時期（1683–1895）：軍事用地
臺北府於1884年（光緒10年）建成後遷於城內區。1885年臺灣建省後，定海正營駐紮於臺北東門外，即今日之「中正紀念堂」所在區域。東門外之駐軍是防衛臺北城最重要的武力，相當於今日之首都衛戌部隊。前後駐軍有定海後營、棟字左營、定海右營等。
（二）日治時期（1895–1945）：軍事用地
日治時期將此處的行政區域定名、分劃為「旭町」。旭町的行政區域範圍包含：今日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一段、愛國東路等地段，也與「中正紀念堂」園區範圍大致重疊。町內設有臺灣步兵第一聯隊、山砲隊、守備隊司令營等軍事設施。其中臺灣步兵第一聯隊是日本自1896年（明治29年）提出之永久兵營計畫後第一個施行單位。臺灣步兵第一聯隊第一大隊建物於1903年（明治36年）完工。
1930年的霧社事件中，日本總督府出動包含臺灣軍司令部、守備隊司令部、臺北步兵第一聯隊等部隊鎮壓霧社。當時軍人1194名，另有警察部隊1306名。其中臺灣步兵第一聯隊的營區便在今天的「中正紀念堂」用地上。
（三）國民政府時期：戰後1950年為軍事用地
戰後陸軍總司令部於1950年(民國39年)以臺灣防衛司令部改組編成，並於同年9月遷住臺北市上海路二段一號營房，即今日「中正紀念堂」位址。此地還曾駐有聯勤總司令部和憲兵司令部，佔據市區內頗大面積。戰後戒嚴時期的憲兵具有軍事警察、軍法警察與司法警察三重身分，既是軍人，也是警察。憲兵司令部除執行槍決政治犯、肅清鎮壓街頭社會運動外，憲兵也與警總、調查局和保密局等特務機關相同，負責執行臥底、佈建、逮捕所謂「匪諜」等政治偵防工作。
根據國家人權博物館對「不義遺址」的解釋：國家透過不當手段和體制，系統性傷害人權的種種「不義作為」所發生的歷史現場。這些歷史現場包括國家指揮及制訂相關政策及發布命令之場所、軍警特務機關的機構所在地、「政治犯」被逮捕或當時「政治案件」發生的第一現場（或重要現場），以及後續進行偵訊、刑求、審判、關押、執行、槍決、埋葬等地點。從上述定義而言，「中正紀念堂」可謂「不義遺址」與「威權象徵」的混合體，亦完全符合《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以下簡稱《促轉條例》）第5條第1項「為確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否定威權統治之合法性及記取侵害人權事件之歷史教訓，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之紀念、緬懷威權統治者之象徵，應予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之。」，以及第2項「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應予保存或重建，並規劃為歷史遺址。」的處理要件。¹
[1]請參閱國家人權博物館（2023）。憲兵司令部軍法看守所。不義遺址資料庫。https://hsi.nhrm.gov.tw/nhrm/zh-tw/sadkfaljgkajgra/127209
然而，如何處置「中正紀念堂」這個全臺最大物質性威權象徵的所在地，最關鍵也最富爭議的，乃是對蔣介石來臺後所作所為的評價。隨著促轉會於2018年5月底成立，臺灣的轉型正義終於在政治受難者們已逐漸老去或凋零的時刻，成為公民社會重要的新功課。上述《促轉條例》第5條有關「消除威權象徵」即為該會的法定任務。隨著大量政治檔案的徵集出土，蔣介石在戰後臺灣社會有關1947年的228事件、戒嚴時期白色恐怖中的作為，也漸漸浮出檯面，並受到社會大眾更多的檢視與反省。
三、《「中正紀念堂」歷史小旅行》與公民導覽員的誕生
然而，民進黨政府對推動轉型正義中的「消除威權象徵」的不積極，乃至蔡英文總統的推託、與促轉會不同調，不斷地顯露在她對處理國幣、兩蔣遺體、參加紀念蔣經國的「七海園區」開幕典禮等問題的發言與總統府的表態上。例如2018年12月18日，蔡英文總統在總統迴廊記者會上，針對國幣改版，當時剛成立半年的促轉會提出過往央行改版的成本資料時，蔡總統公開表示：「這不是總統說了算，也不是促轉會說了算。」此外，2021年4月13日，總統府發言人針對慈湖賓館兩蔣遺體的處置方式，也僅表示「以尊重（蔣家)家屬」為前提，完全迴避戰後迄今，臺灣仍有無數政治受難者的家屬們對蔡政府去除兩蔣威權象徵的殷切盼望。
在府會皆屬民進黨職權的背景下，蔡英文總統僅以徒具形式的「社會溝通」，搪塞社會盼望消除威權象徵的公共聲浪，卻未積極實現當初競選時有關轉型正義的承諾。相形之下，2000年陳水扁總統在朝小野大的政治現實中，去除新臺幣1000元紙鈔上的政治頭像，將主題圖案改為「小朋友」與臺灣自然生態象徵，而未引起任何社會衝突，可說是積極推動與否的鮮明對照²。
[2]若再將時間往前檢視，相似的例子還有：1996年陳水扁擔任臺北市長時，將黨國於1946年為慶祝蔣介石六十壽辰而將總統府前館前路更名的「介壽路」，改為具在地歷史脈絡的「凱達格蘭大道」，以及陳菊、賴清德擔任地方首長任內，移除轄區內的蔣介石銅像的作為。這些事例皆可看出：地方首長或總統直接透過自己的職權負起責任，實現他們所相信的政治價值與對選民的承諾，或更能有效促進轉型正義的推展。
當政府因選票考量，或說無法從核心價值為凝聚臺灣社會團結的施政方向，因而被認為未具真正推動、落實轉型正義的意志，且教科書內的臺灣史教育仍相對匱乏，如何促進社會對轉型正義的理解，並重建大眾對臺灣歷史與記憶的認識，便成為一場重要的文化運動。社區大學的發起人黃武雄教授，曾清楚地為社大定位：「引發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透過社區大學的公民教育平臺來耕耘臺灣轉型正義的土壤，不僅可以深化民主意識，更可強健臺灣公民社會的體質。
緣此，2018年年底，筆者辭去促轉會研究員的工作後，隨即邀請永和社大共同建立解讀「中正紀念堂」威權密碼的公民教育平臺。藉由邀請包括歷史學者、法政學者、建築與都市計畫專業研究者、藝術學者、政治哲學學者、政治事件當事人、專業導覽員等各領域具有轉型正義意識的專業人士擔任師資，並透過團體工作坊的設計、實習導覽等課程培訓，「『中正紀念堂』歷史小旅行導覽員培訓課程計畫」，以培訓公民導覽員為目標，終於在2019年2月正式開學。
由於課程充實豐富、招生目的清楚，很幸運地，計畫一開始便吸引了許多有志一同者的踴躍報名。4年多來，隨著學員們正式成為一線導覽員，在永和社大夥伴們的組織協助下，內部也建立起導覽員夥伴們的工作小組，並出版了《你所不知道的「中正紀念堂」》導覽摺頁，這群來自社會四面八方的導覽員們，仍維持上課充電的共學方式。他們是來自國中的歷史教師、帶著孩子一起來 — — 一群對轉型正義抱持熱誠學習精神的臺灣公民。
而當公民導覽員們不分晴雨，為老少公民們解析這座全臺最大的威權象徵空間，這一場又一場走在陽剛國家威權地景中的「歷史小旅行」本身，也成為了臺灣21世紀令人難忘的民主風景。
四、威權空間對公民身體的「馴化之旅」
細數被1980年代的臺灣學子諷稱為「中正廟」的「中正紀念堂」裡外的威權密碼，最鮮明的建築語彙，便是在封建的中國國族主義下，為蔣介石一人打造的中國古代帝王陵寢。從門面上寫著「自由廣場」的牌樓開始，這座仿自明十三陵的大型牌樓，已明示穿過牌樓繼續向前，此乃皇帝長眠之所。
緊接著，參訪者將一步步進入毫無蔽障的遼闊廣場，走進380公尺長的「瞻仰大道」（後改為「民主大道」）。若從空中俯瞰，廣場上的一個個小小的身影，彷若一個渺小的平民百姓準備踏上崇仰帝王的路程。
隨著指涉「青天白日」的藍白堂體逐漸接近眼前，這座四層樓高的「八角」尖頂建築，地坪上的「四方」平面，即代表道德教化的「四維八德」；階梯兩旁白色獅子座臺下、一樓改名為「常設展廳」的門把上，皆有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的會徽「千秋萬歲」的符號 — — 因為「中正紀念堂」完工後，仍尚未解嚴，不須徵求任何民意，國民黨黨史會便設於此處，是貨真價實的「黨國不分」。一樓大廳前的褐紅大門上，有九九八十一枚形式的突起門釘，這是專為供奉帝王之廟所使用的最高規格設計，故「中正廟」諷稱之由來，至此已完全分明。
而當象徵蔣介石壽終89的同數階梯向上開展時，朝上跨階的身體，將經過刻劃著與國民黨黨徽近似的青天白日國徽之「御路」 — — 在中國傳統建築上只用於天子宮殿或宮廟的設計。這座耗資八、九十億，比當年十大建設的港口、北迴鐵路造價更高，專為一人量身訂造的建築，不禁令人懷疑，當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志士們前仆後繼、犧牲無數地於1911年才艱辛推翻的帝制，何以會在近七十年後的1980年，以這座佔地25公頃的天子宮廟形式於臺灣的臺北復活？
然而，威權空間馴化公民為小民的身體歷程，此時才要來到高潮。穿過尖頂建築的大廳大門，巨大的「蔣皇」銅像，巍然聳立眼前。仰望藻井，又是一枚大大的青天白日。陸海空三軍禮儀兵輪流，每整點便對被紅龍嚴加圍起的銅像舉行一次禮敬儀式，每次近十分鐘，日復一日，不斷地在這座仿帝王陵寢的建築中，重複著已完全觀光化的威權崇拜形式。當觀光客被禮儀兵的持槍操演儀式感動，不能不反思的是，軍隊屬於國家，保護的是人民，而非今日國防部宣稱的「保衛國家元首」(實則乃一尊銅像)──更何況隨著今日政治檔案大量出土，蔣介石非法修改軍法官判決書，自操人民生死大權，改生為死，其獨裁者復加害者的身分罪證確鑿，歷歷在目³。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何能再陷自己國軍於不義不仁地，每日命其上演著凌遲受難者及其家屬心靈的「榮耀加害者」行徑？而在罪犯的銅像未移除前，圍觀此行徑的觀光客們，也進入了這座共犯劇場，誰也無法在觀看三軍操演時，閉起眼睛聲稱房間(大廳)裡只有英勇軍容，沒有大象(銅像)。
[3]根據促轉會的報告(2022)，蔣介石非法修改、核覆判決書，且隨己意加重刑度地批示本罪未致死的案件當事人死刑，在終審判處死刑的1153人中，經其介入者高達970人，其中有259件案件被改為死刑。
「中正紀念堂」的空間配置，也使我們想起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規訓與懲戒》（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裡的提醒：全景敞視建築是一座嚴酷而精巧的牢籠；馴服身體，是透過不間斷的控制、操練和監督活動的過程。走入這座全臺最大物質性威權象徵的空間，是21世紀的臺灣公民必須警醒、慎思自己腳步的一道攸關認識轉型正義的重要功課。尤其此時此刻，當臺灣的上空與海域仍被中國威權恫嚇的當下，持續辨識、解構中正廟的威權密碼，不僅對內是深化臺灣民主質地，對外也是防禦被威權政治侵襲的覺察力量。無論導覽或被導覽，知識與行動是一體兩面的學習與創造，為了守護我們摯愛的臺灣，公民社會必須在消解中正廟威權象徵的嚴峻課題上清明、理性地自我健壯起來，否則我們將永遠延遲著，無法為臺灣與下個世代翻過血淚斑斑的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