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企劃 / 白色恐怖的性別面面觀
陳昱齊／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柯旗化，高雄左營人，1929年生，2002年過世，享壽73歲。1946年，考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科。畢業後，陸續至高雄旗山中學、高雄中學及高雄女中任教。1951年7月31日凌晨突然被特務從家裡帶走，後被以思想有問題為由送往綠島感訓，直到1953年4月6日才獲釋。獲釋後的柯旗化努力以自身的英語專長謀生，創辦「高雄第一出版社」，出版英語教科書，最知名的著作為《新英文法》（1960），暢銷超過50年，售出200萬冊。就在事業蒸蒸日上之際，1961年10月14日，柯旗化2度被捕，這一次被軍事法庭以「預備顛覆政府」判刑12年，實際上服刑卻將近15年之久，直到1976年6月19日才獲釋。晚年積極參與民主運動，除了在報刊雜誌發表文章評論時政，也走上街頭表達對執政者的不滿，因而成為警政情治單位提防監控的對象。
臺灣監獄島與獄外之囚
知名的英文文法教科書作者，同時也是曾兩度入獄的政治受難者柯旗化，將其晚年用日文撰寫的回憶錄，取名為《台湾監獄島》，用來表達白色恐怖時期的臺灣，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監獄。不只是像他這樣曾經被關押在監獄內的人算是生活在監獄中，即便是生活在監獄外的臺灣人，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之下，也同樣失去人權與自由，如同活在監獄之內。
像柯旗化這樣子的政治犯，出獄之後被政府稱為「新生分子」：政府認為經過在監牢裡面的教化悔改，政治犯已經改頭換面，獲得重生，故稱之「新生」。但即便給政治犯冠上「新生分子」的稱號，威權政府依然深怕他們出獄後，思想言行可能「走回頭路」，因此，必須對他們嚴加監控。於是政治犯走出了有形的牢房，卻進入到社會更大的監獄之內，成為「獄外之囚」。
還有另一種類型的「獄外之囚」，人數更為龐大，那便是政治犯的家屬。當政治犯在監獄內服刑之時，監獄外的家屬，本身雖然沒有任何犯罪的嫌疑，卻因為他們的先生或父親是政治犯的身分，威權政府就對他們抱持警戒懷疑的態度。在獄外等待獄內親人歸來的這一群人，被威權政府冠上「特殊家屬」的標籤，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受到政府的監控。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所建置之「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現移交國家人權博物館管理)的統計，威權統治時期的政治案件當事人，也就是政治犯，在性別比例方面，男女比約是96比4，相差極為懸殊。而這樣的性別比例差距，若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的話，意味著在監獄內的政治犯以男性為主，而在監獄外的「特殊家屬」們則有相當比例是女性，她們通常是政治犯的妻子與母親。
因此，以下關於獄外之囚監控機制的介紹，實際上有一定比例就是用以監控女性的家屬。
「獄外之囚」監控機制的緣起
進入1950年代中期之後，開始陸續有政治犯刑滿出獄。為了持續監控這些政治犯出獄後的一言一行，威權政府先是制訂了《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作為監控的依據。根據這個辦法，政治犯出獄後的第一件事情，必須先向戶籍所在地的警察局報到，負責的警察局應隨時指派專人「秘密監視訪查」，定期將政治犯的言論、思想、品行及生活狀況呈報上級。至此，政治犯從小的有形監獄，進入到更大且無形的監獄之中，成為「獄外之囚」。
到了1960年代，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修正實施《特殊分子考核管理作業細則》，統一把「獄外之囚」稱為「特殊分子」，當中人數較多的就是「政治犯」（新生分子），以及政治犯的家屬（特殊家屬）這兩大類。從一開始法規名稱訂為「預防匪諜再犯」，就知道威權政府對於這一群「特殊分子」有多麼地不放心了。
「獄外之囚」的範圍有多大？
除了政治犯在出獄之後會成為「獄外之囚」之外，當然還少不了政治犯的家屬。關於這個問題，對於威權政府而言，最核心的問題是 — — 要監控哪一些家屬？
在當年，威權政府決定要不要監控「獄外之囚」，並不是根據你這個人可不可疑、有沒有犯罪嫌疑來決定，而是以你與政治犯之間的關係來決定。只要你跟政治犯具有一定的親屬關係，你就會被視為「可疑之人」，必須嚴加監控。
親屬關係的界定相當廣泛。以1950年代為例，以政治犯為中心，舉凡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伯父、伯母、叔母、叔父、姑姑都包含在內，甚至是哥哥的太太、弟弟的太太以及他們的小孩，也都在監控範圍之內。
大家可以想像，在以往大家族的時代，這一牽連下去，一個政治犯所延伸出來的「獄外之囚」，經常都是數十人以上起跳，多者到二、三十人以上也是極為常見。政治犯家屬的標籤，使這一群人，理所當然成為「獄外之囚」。
面對如此龐大的監控範圍，威權政府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經費。在政治犯累積越來越多之際，「獄外之囚」的人數也跟著同步成長。由於人數過於龐大，就連負責執行監控的單位也感到吃不消，屢屢向上級反映，人力吃緊、預算不足，希望能縮減「獄外之囚」的範圍。威權政府雖然因應各單位的請求而逐步縮減需監控的對象範圍。然而，在白色恐怖時期，監控「獄外之囚」的機制對威權政府而言，是「防患於未然」，可以調整但絕不能取消。
而在決定誰是「獄外之囚」時，威權政府的邏輯是，因為這些政治犯的家屬跟政治犯有親屬關係，他們很有可能受到政治犯的影響，對於政府同樣不「忠誠」。在「獄外之囚」定義如此寬泛之下，從相關辦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政治犯已經被判處死刑，押赴刑場執行槍決，但他們在獄外的家屬，卻依然必須要受到監控。
監控等級與誰來監控？
決定了誰是「獄外之囚」之後，下一個問題是，要對這些「獄外之囚」進行何種程度的監控？畢竟人力有限，「獄外之囚」人數又如此龐大，勢必得要分等級來監控。
等級的劃分是由威權統治時期幾個重要的情治機關，包含現在已經不存在的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法務部調查局以及內政部警政署，共三個機關來審核。審核完成後且需呈報至最高情治機關，也就是國家安全局做最終的審定。監控程度分成甲、乙、丙3種等級，等級越高代表監控的「密度」越高，監控方撰寫監控報告的頻率也越高，投入的監控人力也會越多。
決定監控的對象與監控程度後，下一個更實際的問題是，那誰要來負責監控這些為數龐大的「獄外之囚」呢？答案是交給最基層的警察同仁來負責，畢竟他們就是第一線會與民眾接觸到的單位，有著地利之便，三不五時可以藉著「查戶口」的正當名義，來瞭解獄外之囚的狀況，無疑是最佳人選。
於是，剛剛提到的幾個情治機關，就會把要監控的對象與程度，做成一份名單，交給各地方縣市的警察局；縣市的警察局，再根據被監控對象的戶籍地，將名單分發給「獄外之囚」所在戶籍地的警察分局；警察分局則再將名單傳給更基層的派出所。這一份獄外之囚的監控名單，就這樣一路由中央情治機關傳到地方派出所，最後，最基層的派出所所長就會指定一名員警，負責監控名單上的對象。
「獄外之囚」本身若屬於公務人員或教師，除了由基層員警負責監控之外，負責機關保防業務的調查局也會加入監控行列，透過設置在公務機關及學校內的人事室（也就是外界一般俗稱的「人二」），嚴密監控「獄外之囚」的言行舉止。一有什麼特殊狀況，立馬依循人事系統逐級向上回報。若身分屬於軍人者，則由國防部總政治部負責監控。
監控報告寫什麼？
為了監控這一群龐大的獄外之囚，威權政府訂定了很多辦法與規則，詳盡地規範監控的方式、監控的重點，並且要求警察局應該定期撰寫「獄外之囚」的動態報告。而被交付監控任務的警察局，還必須針對每一個「獄外之囚」提出監控計畫表，跟上級長官交代打算如何監控、找誰來協助、預定進度等等。
監控報告是一份制式的表格，代表對於「獄外之囚」的監控已是警察局的固定業務。監控報告上面，會記載當事人的生活狀況、家庭狀況、思想狀況、政治活動，負責監控的警察局必須評估受監控者是否有「安全上的顧慮」，以及對於是否要繼續施行監控提出建議。
我們若翻開一份份獄外之囚當年被監控所留下的檔案記錄，便會在裡面發現無數張員警所撰寫的監控報告。這些監控報告內容鉅細靡遺，獄外之囚什麼時候去到那邊，見了什麼人，談些什麼事情都會被記載在報告內。有時候，報告還不忘附上幾張監控的照片，以證明員警沒有偷懶，是真的有去監控當事人。
但更多時候，我們卻又會發現這一類監控報告內容簡短，甚至經常跟之前寫的報告重複，內容乏善可陳。這種現象相當程度說明了，在白色恐怖時期，絕大多數的「獄外之囚」，實際上根本無心也無能力對於威權政府造成任何實質的威脅。換言之，即便站在統治者的角度來說，似乎也沒有監控的必要。
在許多監控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員警表示，當事人沒有安全上的顧慮，生活正常、表現良好，也沒有參與政治活動（威權政府最擔憂者），就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但報告最後的結論，卻幾乎千篇一律是建議上級繼續監控這個人，而上級也總是買單下級的建議，於是監控的名單就變得越來越長。
每一年，警察局都會清查對轄區內的「獄外之囚」進行一次大清查，逐一審查是否要變更監控的等級，如果「獄外之囚」近來有參與政治活動，或有什麼「不妥言行」，很可能就會被提高監控等級。而這一切都必須呈報給前面所提到的那三個情治機關來共同決定。即便有警察局建議撤銷對某個「獄外之囚」的監控，但上級長官也極少會買單。
國家監控下的獄外之囚處境
而國家對於「獄外之囚」的監控，不僅僅止於言行舉止的紀錄，還包含對求職、入出境的特別管制，換言之，「獄外之囚」就連謀職或出國，都需要經過另一道特別的審查程序。例如：政治犯鍾浩東的兒子鍾繼東，在看過自己當年被警察監控的檔案後，證實了他心中長久的疑惑──當年他考入臺灣電視公司，卻因為安全資料審核未能通過而遭到解雇。又，當年他在一家美商公司工作，有一次申請出國進行業務推廣卻未能獲准，這些都與鍾繼東身為政治犯家屬的身分有直接關係。又例如政治犯呂國民的妻子呂洪淑女，在先生繫獄數年後，辛苦考上警察人員特考，但卻因為丈夫政治犯的身分，而遲遲未能獲得分發。為了生活下去，呂洪淑女不得已寫信給在獄中的呂國民，提出離婚請求。這是何等荒謬的情節，但卻是真實的故事。
在政治犯是個負面標籤的時代，家屬對外受到各種歧視，面對家中年幼的小孩則必須掩蓋政治犯及「獄外之囚」的身分。例如：柯旗化的妻子蔡阿李女士，自柯旗化被抓之後，就獨自負起撫養3名年幼子女的責任，不僅在學校擔任教員，後來更辭職專心替在獄中的柯旗化，維持原本出版社的營運，生活相當辛苦，根本無暇做出當局眼中的「不妥言行」，反倒是必須掩蓋柯旗化作為政治犯、他們是「獄外之囚」的身分，以保護子女。
面對來自兒女有關「父親」缺席的疑問，蔡阿李女士為了不讓年幼的小孩受傷，總是以柯旗化去美國來回應。甚至，為了使小孩相信父親人在美國，她還特地跑去崛江商場（當時高雄專門賣舶來品的地方），買了一些立體卡片，謊稱是柯旗化從美國寄回來的。此外，她也會去買外國進口的衣服，不知情的女兒還曾向同學炫耀這是父親從美國寄回來給她的禮物。
隨著孩子年紀漸長，蔡阿李女士的「善意」謊言也面臨被戳破的一天。當升上國一的女兒透過父親寄回家書的信封，發現寄信地址是臺東郵政七九〇八附二信箱（編按：臺東泰源監獄地址），而非美國╳╳州╳╳路╳╳號時，蔡阿李女士還想以美國有個地方也叫臺東將話題帶過，長大的女兒卻直接寫信給父親尋求真相。柯旗化遂只能坦白自己身陷囹圄的事實。
將全部心力投入在照顧子女與經營出版社上面的蔡阿李女士，其監控檔案記錄，總是寫著「未發現不良思想或言行」，沒有參與政治活動，也沒有安全顧慮，但員警最終的結論卻總是「繼續列管」。這是大多數獄外之囚的共同處境。即便到了柯旗化出獄10多年後，他與妻子出遊美國，警政機關仍會要求地方警察局於兩人入境後持續監控──儘管當時已經是解嚴2年後的1989年了。
警察的好幫手：義工
在這一套對獄外之囚的監控機制中，實際上負責監控工作的，除了基層派出所的員警之外，還有一群被稱為「義工」的人，也在協助監控。為什麼需要有「義工」來協助監控？主要是因為那個時候的警察，跟今天的警察一樣，要負責的業務多如牛毛。萬一轄區內的「獄外之囚」人數較多，在監控方面可能就會有人力不足的問題，難以做到完善的監控。因此，這時候就需要有「義工」出面來協助警察。
那什麼樣的人會來擔任「義工」？又或者我們應該這樣子問，具備什麼樣特性的人，適合來擔任此重責大任？答案是，誰最能夠掌握「獄外之囚」一舉一動的人，誰就是最適合的人。因此，所謂的「義工」，經常是「獄外之囚」的鄰居、朋友或親屬，因為這些人離被監控者最近，就在他們的生活圈之內，自然比較容易掌握他們的言行舉止，以回報給派出所的員警。
而這些為警察效力的「義工」們，也不純然都不支領任何報酬，警察局逢年過節，都會送個禮品給這些辛苦的義工們，表現良好的義工，甚至會按月領取報酬。代價就是回報「獄外之囚」的一言一行，好讓員警能夠寫入報告向上級交差。
監控機制何時走入歷史？
這一整套對「獄外之囚」的監控機制，從1950年白色恐怖時期開始之時就已逐步建構，存續期間相當長，許多1950年代入獄的政治犯，其家屬被監控的歷程通常多達二、三十年之久。
這一套監控機制，不僅沒有隨著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而終止，甚至是到了1992年刑法第100條修正、一般認定「白色恐怖」正式走入歷史之時，派出所的員警還是要定期寫監控報告呈報上級，政治犯以及家屬，依然名列國家監控名冊中。
就目前出土檔案可見，至少在 1996 年第一次總統民選結束後，仍有這一類的監控紀錄。至於對「獄外之囚」的監控何時才真正結束？仍有待更多的研究與考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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