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企劃 / 姓氏的性別政治
彭渰雯/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教授
能動性展現在一個行動者可以同時維持也顛覆特定的論述。因此，在抵抗中可以有順從，在順從中也可有抵抗。……女性主義可以著眼於這些可操弄的空間，尋找不同形式的主體性，不同於但也存在於既有的權力階序之內（Davidsetal.,2013,p.9）。
去（2021）年7月，前李登輝總統孫女李坤儀小兒子從母姓的新聞，因為媒體報導引起注意，也在臉書「從母姓俱樂部」¹激起一番討論。儘管許多俱樂部成員開心看到李坤儀小孩從母姓的決定，但因媒體將標題重點放在「生男孩」「續香火」而從母姓，也引起一些質疑。有些成員反對為了繼嗣（傳宗接代）這樣的理由從母姓，認為傳宗接代本身是父權社會的產物，且持續製造下一代「續男性香火」的壓力。
[1]「從母姓俱樂部」於2013年5月成立，由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管理。https://www.facebook.com/
groups/mother.surname/about/
女性主義者對「續香火」的質疑與批判可以理解，因為過去數千年來，這個概念確實只是在延續父系的香火，也只有男性有此資格傳承姓氏，造成了不婚的兒子、沒有小孩或「只生女兒」的兒子與媳婦，承擔莫大壓力與不孝之名。雖然民法第1059條早在1930年立法時就同時有「贅夫之子女從母姓」之規定，或在1985年修法時增加「母無兄弟，約定其子女從母姓者，從其約定」（不一定要入贅）這類例外放寬的規定，但這些「權宜之計」更說明了從母姓的唯一正當理由是讓「母之父系」家族宗祧得以延續，是一種不得已、例外、候補的方案，而非挑戰「子女應從父姓」的根本預設。
而2007年民法第1059條修訂的劃時代意義也就在於此。新的條文 — — 「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簡單直白地賦予父親和母親平等協商的地位，也同時賦予母姓傳承和父姓傳承相同的機會。
父系繼嗣的壓迫
在這新的脈絡/法制下，若女性主義者仍以舊有的「父權工具」、「入贅」視角詮釋基於「續香火」動機而從母姓的行動者，不僅將從母姓的「污名」移置在這群想要延續自己家族姓氏的女兒身上，我認為也忽略了此類行動攪動父系繼嗣（patrilineal succession），甚至創造女性宗祧繼承的「逆反傳統」（陳昭如，2010，頁6）之意義和潛力。
畢竟，正因為華人、亞洲社會特別重視父系家族繼嗣與祭祀，卻又只有男性（兒子）可以擔任此一傳承角色，才持續鞏固重男輕女的傳統文化結構，也使得只生女兒的家庭會有「繼續拼個兒子」的壓力。儘管隨著社會價值轉變、傳宗接代觀念弱化和性別平等的進展，重男輕女症候逐漸緩解中，但對於有心傳承自己原生家族姓氏與系譜的女性而言，這個傳承資格硬是比男性矮了一截，仍是不爭的事實。
這也是為何實證資料指出，2007年修法後「從母姓」的新生兒有較高比例來自「母無兄弟」的家庭（彭渰雯、洪綾君，2011）──正因為身為過去父系繼嗣的制度性排除受害者，她們更易呼應姓氏平權改革的召喚，並且付諸行動。這恐怕是已經超越/拋開傳宗接代價值觀，或是原生家庭已有兄弟可傳承因而從未擔心此事的女性，所無法切身感受的。
換言之，正是這些仍在意「續香火」「傳承家族」的女兒們，最積極成為挑戰父姓常規傳統的行動者。然而，就和其他從母姓實踐者的家庭一樣，面對「父姓優先」的霸權，她們也需要透過各種討價還價（Kandiyoti, 1988），來達到（或不一定能達到）「讓孩子跟自己姓」的願望。
是傳宗接代，也是性別平等
我在2021年進行了一波從母姓的研究，共訪問了16個家庭的21位家長（16位媽媽、5位爸爸）協商子女從母姓的經驗。限於篇幅和主題，本文僅選擇其中4位從母姓動機與「傳宗接代」較為相近、且具不同代表性的女性之敘事，²以呈現性別、姓氏與繼嗣交織壓力下的從母姓實踐經驗。
[2]雖然已經盡量選擇具有不同代表性的受訪者，但因本研究規模與人數所限，這些受訪者仍有一定程度的同質性，包括皆為大學或碩士畢業，且都擁有自己的專職工作與收入，夫妻雙方皆為漢人家庭。因此，更多元的家庭內權力關係（包括族群位置或社經地位等差異）如何可能影響從母姓的發起與協商，有待後續更多研究探討。
1. 彎彎：母親決定出家的震撼
身為四姐妹家庭中的老大，彎彎在受訪一開始就表明「小朋友跟我姓這件事情啊，對我來講是很重要一件事」。成長過程中原本並未覺得性別不平等的她，一直到20歲媽媽決定出家，才對「為什麼女生不能有跟自己姓的小孩」產生極大不平之感：
我媽媽因為跟我爸爸也不合，然後她很擔心她以後沒有依靠。(她)選擇了出家這條路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有沒有男生關係了一個家族的傳承，關係了一個老人家以後有沒有人靠這樣子。對他們來說是這麼嚴肅的一件事情。我那個時候就跟我媽媽講，我勸她回來，我說妳回來嘛，以後我生一個跟我們姓的這樣子。我媽說你別傻了，不可能。對，那可能就是那件事情給我的影響，我一直很堅持這件事情。
在產生要孩子跟自己姓的想法之後，彎彎在大學連交往對象都會加以過濾，「我通常都會先了解對方家裡有沒有兄弟，因為我想如果是獨子或長子的話壓力會比較大」。後來的丈夫即因為是家中第二個兒子，而成為彎彎唯一穩定交往過的男友，並且在交往乃至於論及婚嫁過程中，多次確認「長女或次男從母姓」這樣的原則，也獲得夫家的同意。
後來，彎彎尚未結婚時先懷孕，並且得知懷的是女生之後，再次跟先生確認這個小孩要從母姓。雖然夫家一度反悔並以「家裡的第一個孫」為理由表態小孩仍應從父姓，但在彎彎以「不然就不要結婚」表達她的堅定意志後，夫家才不再干預，女兒也登記從母姓。
只是很不幸地，彎彎的先生在幾年後過世，因此沒有生第二個孩子。但因為先生的哥哥生了兩個兒子，彎彎還對在臺北有數棟房產的公婆表示，「看是不是有一個負責接我先生這一脈去拜，然後就是財產就是他分。我連財產我都有講，意思是說我女兒不會有任何想要（分財產）的非份之想。」
雖然在整個努力過程中，看似彎彎很重視「拜拜」這件事，其實她本身對於拜拜儀式準備並不清楚，只有20歲前跟著媽媽拿香拜的模糊經驗，甚至從來還沒有參與過父親家族的掃墓，因為「祭祀的責任還在我爸爸那一代」。直到祖父母前年過世後，她的父親才明確對於彎彎傳承家族牌位的角色提出詢問：
臺南阿公阿嬤過世了，那個牌位可能要遷上來要拜拜，(爸爸)問我願不願意接。我說我生一個女兒從咱家的姓，就是打算要接的。我爸爸就說好，那如果妳要接的話，我那間房子就給妳，那你要接這個工作。
彎彎在我的受訪者中，對於讓孩子從母姓、傳承家族姓氏是最有計畫與準備的一位，即使父親未曾主動要求她這樣做。因為母親出家而從年輕時代許下的心願，深刻影響著她擇偶和生養的規劃，包括結婚也採簡單登記，沒有任何嫁娶儀式和聘禮。「長女次男從母姓」的原則，則反映了她充分理解並尊重傳統父權規則下對小孩性別、排序等考量，並嘗試與她的從母姓實踐意志做出平衡。而在夫家反悔之際，則因為自身具有財經專業和穩定工作，讓她具備自主充裕的協商資本，來貫徹這樣的意志，並且不因夫家有較多房產而妥協。
但即使有這樣堅強的意志和準備，在先生過世打亂了原本「一家一個」的計畫後，確實也讓彎彎擔憂以後女兒（接了娘家牌位後）是否不能拜自己的爸爸，「我先生怎麼辦？」。彎彎在訪談最後表達她「不會後悔，只是我會知道沒有那麼簡單」，也因此表示，以後女兒的人生可以單純一點、隨緣，「我不會建議她像我這麼堅持，因為後面好複雜喔」。看似收斂與妥協的告白，反映出奮力挑戰結構的個別行動者，經常需要面對的非預期挫折和孤單。
2. 小容：讓同志兄長免於傳承壓力
從北臺灣漁村遷居至夫家所在的中南部某農村縣市的小容，本身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家人關係親密，近40歲的哥哥迄今也跟父母住在一起。她的從母姓動機萌生於哥哥在多年前跟她出櫃是同志，「如果他為了傳宗接代去跟女生結婚，他覺得這個女生很可憐，因為他不是真的喜歡那個女生。」雖然家人關係很好，但小容父親不接受兒子是同志的可能，一直期待兒子可以找到適合的女性結婚生子。母親雖知道哥哥有穩定交往的伴侶，但也不允許哥哥帶伴侶回家，「我們在家看到這一類（同志相關）的新聞都會轉台」。
為了緩解哥哥與爸媽的壓力，小容和妹妹在婚前已萌生讓自己孩子從母姓的想法，希望「讓我爸媽覺得說，至少他們家之後的子子孫孫還有人跟著我們姓。」不過小容也強調動機不是這麼單一，「我覺得這是在男女平權上面，我自己也覺得我的小孩為什麼不能跟我姓？撇除我爸媽這一塊，我自己的小孩，我也會想要跟我姓。」
小容的妹妹比她還早一步結婚生小孩，有感於當時30多歲的哥哥屢被逼婚的壓力，妹妹率先跟夫家要求小孩從母姓。但因為是第一胎又是男生，公婆堅持不接受，而鬧得很僵。這也讓小容覺得自己若要成功，一定要好好處理這樣的過程。她雖然在婚前曾向先生提過「以後小孩可不可以跟著我姓」的想法，但並沒有刻意施壓或要求承諾；提親、結婚到生完老大（男生）時，也都沒有再提。而是等到懷第二胎之後，才跟先生提到希望第二個跟他姓。
在大學階段就開始和先生交往的小容，婚前提到從母姓的想法時，先生多半以不置可否「喔！」這樣的方式回應，小容感覺先生似乎不是很贊成這件事。當這次小容態度變得堅決明確之後，先生則提出「如果後來小孩因為從母姓被霸凌怎麼辦？」的理由表達猶疑。小容也因此展開一番說服與教育：
我說小孩從母姓為什麼會被霸凌？（人家）怎麼會知道他是從母姓？…我爸媽跟你爸媽的錢，就是說我的經濟能力也不輸你，然後我教育程度也不輸你，我不是嫁給你，我是跟你結婚，我不是屈在你下面，我們兩個是平等一樣高的。然後跟他講很多例子，我同學的媽媽也從母姓，我有兩三個同學她的小孩也是從母姓，所以我跟他講完後，他好像就比較可以接受。
小容覺得先生被說服同意的原因不是男女平等，而是「哥哥是同志無法傳宗接代」這件事，因為先生在某些面向是頗重視傳統的人。因擔心同樣傳統派的公婆會無法接受，她在與公婆溝通之前，還和先生先去一間公婆很相信的廟請問神明。結果乩童說，「神明說祂沒有辦法幫我們作主這件事情，祂會給我們一張符咒在家裡燒掉，然後祂會請家裡的神明盡量通融這件事情。」回來之後，小容鼓起勇氣以「哥哥不結婚」為理由，希望公婆同意第二胎從母姓的想法，沒想到公婆一口氣就同意了，本身經營家庭理髮的婆婆還表示「為什麼不行？來她那邊用頭髮的客人也有很多從母姓這樣。」小容表示當場很感動，還流下眼淚。
基於「我希望我爸爸可以覺得說他的子孫也是有人跟他姓這樣，他不用擔心以後死了沒有人拜他」這樣的初心，加上男女平等的觀念認知，以及先前第一胎兒子已經從父姓、盡了對夫家的「義務」，小容終於如願說服先生這一關，讓女兒從自己的姓。對於未來的家族傳承和拜拜，她沒有細想過，但曾經跟爸媽討論，以後全家墳墓都移到靈骨塔，「配合一起拜，這樣比較方便」，秉持「心誠則靈，沒有做對不起祖宗的事，該做的我有做這樣就好了」的態度，也不預設未來女兒應當扮演的角色。
3. 阿慧、薇薇：
「只生兩個女兒」家庭的傳承
來自中部、畢業於國立頂尖大學的阿慧，和來自南部、擁有國外碩士學位的薇薇，除了都是高學歷，家庭人口背景也有些類似：原生家庭都只有兩個女兒；配偶家庭則都剛好是一子一女。另一個巧合是，她們的配偶都是自己的高中同學，分別是頂尖大學的學士和碩士。
基於「家裡就兩個女生」，阿慧和薇薇都認為讓自己的「第二個」孩子從母姓很合理。稍微不同的是，身為長女的阿慧成長過程中有阿嬤提醒此事，因此在婚前就跟先生提到一個小孩從母姓的主張，並且達成共識。身為次女的薇薇婚前並沒有感受這樣的壓力，也沒有跟先生討論過，而是到生完第一胎且是男生之後，「我爸就說如果生完第二胎是男的，他希望從母姓。那我也覺得應該可以啊，因為現在這個時代少子化，加上像我們家這樣生兩個女的也蠻多的。」
阿慧和薇薇的夫家，基於對親家需要「傳宗接代」的「理解」，而未反對第二個孩子從母姓。尤其阿慧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兒，老二是兒子，但並沒有因此回頭將原本從父姓的大女兒改為母姓，以便讓兒子從父姓，阿慧說：「公公他只是希望就是說有人可以拜就好，不一定說是要男生或女生。」反而阿慧自己的媽媽在得知老二是男生之後一直覺得不大好，「我媽媽會覺得不好意思說，這是男生耶，是不是應該要姓男生那邊的？」但因為先生認為講好了第二個從母姓，就不要食言，即使先生的外婆稍有異議，也被舅舅、阿姨等親人勸說讓年輕人決定就好。整個協議的過程，阿慧幾乎不用多做解釋，「他們就知道我們家就兩個女生啊。」不過她也承認，如果今天自己有兄弟的話，就不確定夫家會不會這麼阿莎力地同意。
而薇薇在生了老大、男生、從父姓之後，二兒子協商從母姓的提議卻未如願。在受訪時，薇薇表示自己非常驚訝，因為反對者不是公婆，而是與她角色分工平等、總是強調民主自由的先生，「他非常贊同同志，他是走在世界的先鋒，我原本覺得從母姓這件事情應該不會難倒我，因為他是非常開放的。」
薇薇的公婆分居已久，當她徵詢先生同意讓老二從母姓時，先生一開始請她自己去問同住的婆婆和在另一縣市居住的公公，他們都不表反對、沒有意見。但當先生發現公公也不反對之後，「換他變反對派」，卻又說不出可說服薇薇的理由，只表示「有些事情就是沒有原因沒有理由」「他就沒有要從母姓」，甚至一度在吵架中撂下「除非離婚」的狠話。驚訝失望的薇薇，因為小孩急著報戶口，也只好「有點心不甘情不願地去戶政事務所，去寫那個名字」。面對父親發脾氣追問「為什麼小孩沒有姓Ｘ？」（從母姓），她夾在父親與先生中間，覺得特別委屈，因為先生和岳父的關係其實頗好，但父親不願直接跟先生提出小孩從母姓的要求，先生也不敢直接跟岳父表示希望老二仍從父姓。
薇薇對先生堅持兩個小孩都從父姓一事，後來是以「他從小較缺父愛」的彌補心態來詮釋。這表現在薇薇請了一年育嬰假之後，先生也請了半年育嬰假，並且「請完他就順便辭職了，因為他也工作七、八年了，想說休息一下」，然後擔任兩年的全職奶爸，「其實他比我認真顧小孩」。雖然她覺得老二從母姓是一件合理的要求，但面對先生令人意外地強烈堅持，薇薇採取的策略是「我先不跟你吵」。在風波稍微平息後，先生也表示未來願意尊重小孩的意願：「等他（小孩）知道自己是誰，可以有思考的時候，他如果想從母姓，那就讓他從母姓」。
另一方面，逐漸弱化的繼嗣和祭祀傳統，也讓薇薇稍微舒緩小孩沒有從母姓的心結：「如果有（傳承）我會覺得很好，可是現在的年輕人或這個世代，都越來越簡略，現在其實都強調好好的過現在的生活、過在當下。」就連她身為長子的父親，雖然依舊擔負每年家族靈骨塔祭拜的任務，也看得較開了：「他有時候看著那些靈骨塔就說，這種齁，兩代、三代掃一掃，到第四代可能就沒有人會掃了，這是很正常，因為有時候真的太久了」。
結語
從本文4位女主角的經驗可以看到，「傳宗接代」「續香火」的規範性論述，在「家無兄弟可傳承」的女性身上持續產生不同程度的壓力或內化的作用，不過她們所認知的傳宗接代，已結合當代的男女平等論述，希望以女性/女兒的角色，也可以完成原本專屬男性/兒子才能完成的姓氏傳承任務。她們與我訪問的其他基於「性別平等」「公平」為主要動機的從母姓行動者之間，對公平的追求並沒有太大差別，但是多了對傳承的強調與期待。
若夫家、男方也尊重傳統繼嗣觀念，女方家庭的傳宗接代需求有機會構成同意小孩從母姓的「合理理由」，但仍「理所當然地」要以尊重父姓常規為前提，藉由生老二或是「長女次男從母姓」等策略，表達對父姓/夫家優先的尊重或承讓，以換取家庭和諧。這些策略在以「性別平等」「公平」為理由實踐從母姓的家庭內也經常看見，並不令人意外。正如本文一開始所引用Davids et al., （2013）的提醒：「在抵抗中可有順從，在順從中可有抵抗。」改革某些制度或作法，不表示能與過去完全切割，女性主義者必須放下「革命性的改變」之期待，從而在各種權力關係之中（而不是之外），找到微小、片段、慢速改變的作法。
另一方面，對於不那麼重視繼嗣或祭祀的年輕世代而言，傳宗接代或許不再是決定子女姓氏的考量依據，然而，「原則從父姓」的父權紅利，卻也未見打掉重練。因此在與父權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如果男方/夫家想保留更多的父權紅利，個別女性/女方家庭往往需具備足以獨立自主的協商資本（情感的、經濟的），方能實現讓子女從母姓的期望。此一協商資本，在基於性別平等角度出發而讓小孩從母姓的家庭中也是重要條件（彭渰雯，2014）。這正呼應了Kandiyoti（1988）所言，與父權的協商會因著階級、族群、社會位置等而有變異，也影響著不同女性面對壓迫時採取的積極或消極抵抗形式。然而這些父權協商並非永久不變，會隨著脈絡變化而開啟新的戰鬥空間，也可能協商出新的性別關係。
由於研究規模與時間點的限制，本文受訪者的從母姓實踐，尚未連結到後續繼承、祭拜等更複雜的繼嗣作法。事實上，比起爭取女性擔任宗祠祭祖的主祭（蕭昭君，2005）、寫入家族族譜、或是入祀祖塔（姜貞吟，2022）等等挑戰父權、父系繼嗣體制的行動，在雙方家庭間協商從母姓以傳承女方姓氏或是實踐平等理念，面對的外部阻力相對較小，所可能遭遇的制度性否決或批評機會也不大。換言之，較有機會靠個人的堅強意志與協商資本來達成。³
[3]感謝姜貞吟教授就此與筆者交換意見的啟發。
但這絕對不表示從母姓的實踐較不重要。因為，如果真要改革父系繼嗣體制，勢必需要鬆動「父姓常規」這根支柱，讓女性也能傳遞家族姓氏和系譜（不論是父系或母系家族），而不再是「無男丁」時不得已、例外的選擇。因此，謹以此文為「傳宗接代的女兒們」加油，不只是因為她們最常成為從母姓的行動者，也是因為她們的訴求攪動著更深層交織的各套父權傳統，而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攪動與集體實踐。
參考文獻
姜貞吟（2020）。女歸成神：性別與宗族 / 親、族群之間的多重交織。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姜貞吟（2022）。日常民俗都是性別大小事 — 看客家女兒回祖塔。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6，140–43。
陳昭如（2010）。創造女性逆 / 反傳統的從母姓運動。婦研縱橫，92，1–9。
彭渰雯（2014）。你家小孩跟誰的姓？子女姓氏選擇的家庭政治學。載於王宏仁（主編），巷仔口社會學（頁 86- 92）。大家。
彭渰雯、洪綾君（2011）。為何從母姓？夫妻約定子女姓氏的影響因素調查。女學學誌，28，1–54。
蕭昭君（2005）。爭取參與祭祖，女生正步走。載於蘇芊玲、蕭昭君（編），大年初一回娘家（頁 110–119）。女 書文化。
Davids, T., van Driel, F., & Parren, F. (2013). Feminist change revisited: Gender mainstreaming as slow revolu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iley Online Library. https://doi.org/10.1002/jid.2945.
Kandiyoti, D. (1988). 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 Gender and Society, 2(3), Special Issue to Honor Jessie Bernard, 274–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