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突然有一天，我成為了女性主義者
郭汶伶 / 本刊編輯
臺南的人行道起起伏伏，錯落階梯。淑雯老師自在中帶點謹慎地漫步，一邊指認沿途的人文地景，平靜地說出：「很多年來，我一直以為有地震。」
她的學生長年聽下來，以醫學專業，堅持以她作為研究對象。她聽到診斷結果，也不意外。小時，因為從高處跌下、外力撞擊，她內耳功能受損，失去部分聽覺，接受語言重建治療。
「我花了很多時間，好好組織自己，讓別人聽得懂我說的話。」她微笑，確認來電，很快接起一通電話，與各縣市的夥伴談起下一場性別平等教育研習的課程內容與規劃。
在推動性平教育的路上，毫無預警的地震聲、暈眩、視野的搖晃也是她生活的主旋律。接受生命積累的同時，她理解到，身體也是自然的風景，不必強行逆反，不必以任一標準檢視自己，何時何樣的自己都很棒。
每一個變化，是認識自己的每一個可能，也是探索新領域的契機。「我喜歡每到一個階段，把自己歸零，盤點、重整，到別的環境走一走。」
越多視角與專業，越多認識，更能看見性別平等教育的可能──實現個體到群體的豐饒與自在。
從他人的教育夢，到「我」和「我們」的夢想
淑雯老師笑說，自己一開始沒有想走教育專業。倒是劉爸爸出身旅遊事業，有個教育夢。聯考成績公布，父女倆圍著志願卡，分庭抗禮，三個志願是爸爸的願景，其他全是女兒的志向商學院。放榜，獎落爸爸的教育夢──臺北市立大學社教系，開啟女兒既是掙扎也是出逃的旅程。
直到打開性別之眼，才是淑雯老師洄遊教育專業的關鍵。
在那之前，她動過轉系、轉學念想，參加青旅團旅外見識，一直到教育實習結束，還曾一度飛向英國求學。然而，種族歧視隱隱然潛伏在英國，她便放下深耕英國的思緒，回到臺灣，進入小學執教。
即使如此，她還是抗拒僅以教書作為志業，想為自己增加可能的路。
1994年，她選擇就讀臺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不缺席教學現場、學習現場的讀書會。「那時，所上一位男同學經常和我討論『刻板印象』（stereotype），討論越深入，擴及到『性別刻板印象』（genderstereotype）。」
這位男同學鼓勵淑雯老師以「性別刻板印象」為研究主題，持續分享各式資源，交流意見。她深受鼓舞，翻開文獻，發現臺灣沒談到的性別議題，美國早已有所深入討論與實踐。
女性總統，可以不只是個人的想像，也可以是集體的想像
美國在地的性別平權運動，除了理論，也有實務。專家藉由職業調查，統計各行各業的性別比，發展、印製一系列以性別素養為導向的職業繪本，主角皆為女性。其中有一本繪本I want to be a President，內容是：一名女孩想像自己成為一位總統，一天的工作安排如何，又該以何種面貌擔任統帥三軍的將領。淑雯老師非常驚訝這本繪本帶出的性別意涵，不僅是觀念上的革命，還賦予改寫地景精神的可能，她說：「我們國家最高元首所在之處，一間總統府離我很近，可是，我卻完全沒想過，我們可以由一位女性坐鎮引領國家，這太有趣了！」
那麼，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一位五年級女生，一次都沒想像過自己可以是執政者？淑雯老師直言，臺灣過去的教育體制下，課本作為教育媒材，與升學、考試交織下，缺乏各項素養的培養過程，單一標準下的學習內涵也很難讓學生有正向的閱讀與學習感受。學生如何能模擬自己將來的模樣？又如何思索一個職業需要具備的知識？
繪本，不只可愛，還可以是各項議題的載體。她開始在想，有沒有可能，繪本也成為課堂上的教育媒材？有沒有可能可以藉由研究，證明繪本是孩子學齡期培養性別素養的重要文本，開啟孩子對生命的想像？對教育的熱誠方起，便迎上巨大的關卡──臺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三位專任教授沒有一位是性別（gender）專業。
1990年代，臺灣從「性教育」到「兩性教育」，起步走！
不乏教授對她的研究主題感到疑惑，直問：妳一定要研究男生跟女生的事情嗎？1990年代初期，臺灣教育政策以一夫一妻的婚姻框架論及性生理論述為主流，僅有男與女這樣二元的「兩性」概念不是主流，「性別」具備多元性別角色、性別認同、性傾向等多元概念更遙遠。好在，系所並不完全排拒她嚮往的研究主題，指導教授吳毓瑩以自身的專業，引導淑雯老師透過評量來完成兩性刻板印象研究，依據是否接受議題繪本作為課堂輔助教材，觀測孩子的性別素養有沒有關鍵性的改變。
因為這項研究，她購入並閱讀大量繪本，遴選適切的教材提供授課教師做輔助教材。更重要的是，她發現繪本對學生的生命歷程具有意義。學生透過繪本故事及多樣的教育媒材（如：影片教學），湧現學習熱情，激發潛力，探索學科內涵與內容，反應在學習成果與課業成績。這項結果，更使她篤定要以性別繪本來引導學生認識議題，也奠定她日後發展「shero」（女力）繪本的養分。
就同一時代來看，淑雯老師對教育內涵、媒材、文本的困惑與摸索，並不孤單也不孤獨。
1994年4月10日，臺灣兩百多個民間團體發起「四一零大遊行」，要求教育改革。遊行以臺北市國父紀念館為起點，遊行隊伍沿著仁愛路、信義路、安和路等重要交通幹道，人們頭綁黃布條，舉起標語。
在遊行隊伍裡，教師與學生一同向前走。青年伴著長者，長者在輪椅上坐行的方式支持教育改革理念。也有家長，緊緊抱著襁褓中的嬰孩，小心地以奶瓶餵奶，並參與改革行動。
隔一年，淑雯老師懷抱孕肚，是第一胎，是個女孩。她站上碩士論文的口考會議上，口考委員是未來的性平教育夥伴畢恆達老師。
教改方起，性別平等教育還在路上
伴隨民間的教育改革訴求，1996年12月6日，由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出任主任委員，帶領行政院改革審議會完成「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這份報告書中，首次提出國家教育體制需要納入兩性教育。
問題來了，符合兩性教育精神課程與教案在哪裡？淑雯老師說：「教育部與臺北市需要研發兩性教育手冊，邀請我參與製作與開發。與此同時，蘇芊玲老師找到我，我們一群夥伴一起重新檢視國小教科書中的性別教育。」這群夥伴正是有志於性別平等的教師群，分別來自不同的學級，從大學到小學，翻開孩子們的課本，指陳課程中不適切的性別文本。
事實上，不適切的性別文本並不只存在紙本的課本內容，校園文化、師生互動、同儕交際、校園空間皆有可能是不適切的性別文本。2000年4月20日，少年葉永鋕的離開，打開少年因性別氣質與社會期待相左的真實。少年長期遭受霸凌，不敢在下課期間上廁所，得在上課期間走到離教室一段距離的陰暗廁所如廁。
從性別教材、教學實務到校園性平事件，一群教師所感受到的「性別平等教育」的意義，其實翻過來還有四個字──「性平別等」。淑雯老師以發起人之一的身分，參與「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TaiwanGenderEquityEducationAssociation,簡稱TGEEA），不只在公部門提供力量，也要以民間的視角摸索並提供建言，持續推動教育發生改變。
2004年6月23日，臺灣頒布法律《性別平等教育法》，總則即說明立法目的：「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這一切，為的是每一個人可以活得更自在，是一趟未竟的旅程。
更自在，究竟是甚麼？
為了這趟性平教育的旅程，淑雯老師編著書籍，也參與性平輔導團、性平工作坊，上教育電臺擔任節目主持人，參與國科會計畫培力數理科學女力，也身兼多項展覽的策展人。她笑說，我一直過著超速人生，現在該是時候緩下速度。一邊說著緩速的她，又提起未來要以繪本為媒材，發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十七項精神與內容。
這樣的她，以倡議者、實踐者、教學工作者、開發者，長期為季刊提供性平教育素材及建言。如今以季刊副總編輯的身分，帶入不同教育現場的經驗，從實際理論到教案，深入淺出，嘗試為每一位教師展開性平教育的可能性。
每一個可能性，實際也是人與自身對話的契機，也是人與人之間對話的開始。
我翻開淑雯老師在2013年與黃靄雯教授合編的早療課程手冊《同學繪》。作為九年級生的我，並不是這本手冊的目標受眾，僅僅看到教案說明範例，淚水在眼眶裡打轉。這本書的評量不是以成績作為評量，而是觀測學生對課程的反應，有哭臉、笑臉、面無表情的臉，紀錄學生的學習熱情。此外，將一項實作能力細緻地分為步驟，辨識學生在學習途中及其後可執行的階段，給予輔助。
一位教師與學生正視自己的學習情緒，也正視自己的狀態，不就是彼此肯認與接納最為重要的關鍵嗎？淑雯老師沉思了一下，緩緩開口：「如果現在要來修改，我會改動學習動機上的哭臉、面無表情的臉，留下不同程度的笑臉。教師跟學生接收到正向的回饋，能以正向的思考面對彼此的狀態，激發潛能。」
盤點自己，換個角度審視每個階段、狀態中的自己，也都是認識自己的一環。環環相扣之下，我們可以前往的遠方是甚麼模樣？
孩子花了數年學會安排行程，知道不同交通工具抵達任一目的地的時間，理解如何透過地圖抵達目的地。直到有一天，孩子直面家長，查找資料，以理論與實務證明、說明主張，提出目標。
從行程的地圖，到時間的地圖，再到路線的地圖，延伸下去，看見意志與人生的地圖……孩子展開各色的地圖。這一路，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與模樣，為自己負起責任。
淑雯老師說，在孩子需要的時候，我們提供孩子擁抱，給予資源與建言。
除此之外，讓每一個人認知每一個選擇的價值，理解每一個決定背後的責任，長出自己的模樣，肯認彼此，這段過程，本身就體現了生命的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