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少數伴侶的醫療決策困境

性別新知 Ⅲ / 性少數的生活場景

陳庭楷 /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社會服務部社工師

過往同性伴侶礙於不具法規範，即便為親密關係重要他人，亦僅能成為個案之「關係人」。在筆者臨床經驗之中，常見個案須進行手術及具有風險因素之醫療決策及判斷時，因關係人非為直、旁系血親屬抑或配偶，不具法律適格致無法替伴侶做任何重大醫療決策；即便醫療團隊知悉主要照顧者及重要他人皆為伴侶，但仍受限於法令限制，只能請其他家屬到場簽名或參與醫療決策，而身為個案的同性伴侶則什麼身分都不是，僅能透過「我是他的好朋友。」、「我們只是認識的朋友……」之說辭，在醫療場域隱晦地現身。

筆者於臨床實務工作以及同事經驗當中，時常面臨同性伴侶彼此陪伴以及共同參與醫療重大決策的歷程，總是會遭遇諸多困境。因此，筆者將談談自身陪伴性少數伴侶共同工作的處遇經驗，並且試著討論：「醫療決策的歷程可能會發生哪些困境？與性少數伴侶將遭受哪些情境上的困難？」

性少數身分的噤聲──來自公共場域的恐同污名標籤

性少數族群如何於公共場域被噤聲？

主流異性戀社會之性別意識形態即依男性（male）、女性（female）二分法，且男性須具有男性氣概（masculinity），則女性即須有陰柔氣質（femininity），倘個體生理性別與性別氣質未符合男性即陽剛、女性即陰柔之性別刻板印象，則易遭父權主流社會標籤，成為污名載體。

學者高夫曼（Erving Goffman）對污名做了進一步闡述，主流異性戀霸權意識形態下，社會大眾加諸於性少數族群之污名正當性，促使性少數族群將其內化為自我社會認同的一部分，進而形構污名身分認同。再者，GayleS. Rubin（1984）亦提及「性階層」的概念，劃分出何謂「好的」性與「壞的」性，壞的性則包含：濫交淫亂、非正常化關係、S/M、不具生殖的性、同性戀等，落於性階層最底層。性少數族群可能受到旁人質疑性別認同、質疑性別氣質、抱有戲弄心態開性別氣質玩笑、罹患性疾患……等，導致性少數族群為應對主流社會之反應而形構因應策略，壓抑且時時修正自我原有性別氣質，展演出符合主流性別意象之行為表態，以迴避潛在性別騷擾（gender harassment）及刻板印象。

性少數族群長期於公共領域被邊緣化，只好在公共領域（例如本文欲討論的醫療場域之中）採取隱匿身分及關係、善意謊言（非承諾性朋友關係）、刻意疏遠伴侶關係等行為策略，來應對充斥異性戀霸權之公共領域要脅，使得伴侶身分能不被曝光。因此，大多數病人及其伴侶僅能選擇於公共領域噤聲，服膺於主流異性戀文化，以確保行走於阻力最小的路（a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的影響

立法院於2019年5月24日正式施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以下簡稱《748施行法》）。本法以特別法之形式落實同志伴侶結婚與繼承之權益，規範保障同性婚姻權益，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就此，同性伴侶可依法向戶籍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締結婚姻賦予配偶之具備法效益之稱謂，讓醫療團隊對於個案的醫療決策與病情解釋能順利進行，使得性少數伴侶在於醫療決策上能受到法制保障，法律身分不再欠缺適格性，讓舊有醫療決策困境能夠迎刃而解。

筆者回憶臨床經驗，曾陪伴一對已登記結婚之女同志伴侶，大飛（匿名）罹患癌症末期，她和手足及原生家庭的關係普通，主要決策都是妻子處理，當時大飛顧慮於主流社會的觀感感受，對於自我性別認同以及自身與伴侶的關係沒有刻意提及，這也是十分自然，但是當主治醫師來到病床旁向大飛討論醫療計畫及決策決定時，考量後續擔憂大飛倘若因病情發展導致意識混亂或意識不清時，相關醫療決策務必需有具法律適格下的「家屬」代為大飛做重大決策，則一直在旁的伴侶就不得不出聲表示：「我是她的太太，我們已經辦理登記了。」醫療團隊聽聞後，隨即邀請大飛和太太共同討論醫療決策方向，並讓太太簽署相關同意書。若非法律保障，則大飛與太太的意願共識很可能又將被社會主流規範所噤聲。

身分暴露與家庭紐帶之兩難

舊有臨床工作者在面臨性少數伴侶之醫療決策，總受限於法律親屬規定，需要具有直系/旁系血親方為病人之決策人；即便病人本身恐因為性少數身分認同使得自己與原生家庭關係疏遠，且日常生活當中主要照顧陪伴者皆為伴侶，需做重大醫療決策時，陪伴在身旁的親密伴侶仍僅能形同陌生人無法參與，只能聯繫關係疏遠的親屬來替病人做出重要決策。另外，性少數伴侶能否有勇氣踏出第一步，去戶政登記結婚也是另一個問題，其背後要克服的困難眾多，雖然有法律上的保障及認可，個體仍需要擔負性少數身分曝光的間接出櫃風險（例如：身分證背後的配偶欄、戶籍謄本的異動資料）。

在筆者另一個與個案共同工作的經驗中，遇過一位個案小A，他沒有近親家人，只和小A所稱的「好朋友」一起住，生活大小事情都是雙方互相打理。在小A臨終前，曾表示想要將自己的喪禮及遺產都委託給朋友全權處理，感謝他的辛苦，惟因雙方並無任何結婚登記，囿於法規的限制，臨床上的作法仍是要透過戶政系統及里長硬找尋其「遠親」來辦理小A的喪葬事宜，但也因為這個遠親親屬關係實在是太遠了（已逾旁系血親四親等以上），對方其實根本不認識小A，故僅能簽屬委託書給公部門代為處理。原先小A臨終前遺囑想要交由「好朋友」處理的這個遺願，則無法圓滿地達成，讓筆者深感惋惜，產生了一種明明是最親近的人卻無法代為決定及處理，反而要聯繫平常沒有往來、如同外人的親屬來行醫療決策。

即便《748施行法》已正式實施，仍然存有其他潛在問題：對於未向家人出櫃的性少數伴侶來說，當欲行重大醫療決策時，除非病人與原生家庭關係惡劣否則逕由配偶決策即可，但當面臨病人本身與原生家庭關係良好，可是尚未向家人出櫃之情況，面對病人本身的相關醫療決策，多仍聯繫原生家庭決策為主，使得性少數配偶縱使具有法規範予以保護，伴侶仍必須自我邊緣化角色，抑或讓原生家庭知道雙方已締結婚姻（出櫃），方能進入共同決策的核心，進而使得性少數伴侶落於身分暴露與家庭親情紐帶之間的兩難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