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企劃／白色恐怖的性別面面觀
黃春蘭／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退休教授、黃溫恭女兒
黃溫恭，高雄路竹人，生於1920年，1953年逝世。因涉「省工委高雄市委會燕巢、路竹支部等案」，而被控「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並以懲治叛亂條例(2條1項)於1953年判處死刑，享年33歲。相關案情細節及其後，敬請延伸閱讀《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增訂版）》（2022，頁87–126）。
「我的死屍不可來領。我希望寄附臺大醫學院或醫事人員訓練機關。我學生時代實習屍體解剖學得不少的醫學知識。此屍如能被學生們解剖而能增進他們的醫學知識，貢獻他們，再也沒有比這有意義的了。以前送回去的兩顆牙齒，可以說就是我的死屍了。……，嗚呼！最後的時間到了……緊緊地抱擁著妳的幻影我瞑目而去……」這是阿爸寫給阿母的遺書。然而，很遺憾的，他的心願並沒有實現。因為這些遺書，隨著他的離世湮沒在國家檔案之中，無人知曉，更遑論送達家屬手中了。直到半世紀後，他的外孫女（也就是我女兒）張旖容鍥而不捨的追究真相，才讓這些遺書重見天日。
阿爸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原判15年，蔣介石大筆一揮「黃溫恭死刑餘如擬」，於1953年5月20日遭槍決。悲劇並不是戛然而止，隨即家人們都烙印上「白色恐怖受難家屬」身分，遭受國民黨政府「特別照顧」近40年，不論就學（無法出國留學）、就業（雖被錄取了卻聘書遲遲不下來）、居住（搬家管區警察立刻到）、婚姻（被安排與spy相親）……，無時不刻地被嚴密監控、被騷擾。所謂「政治暴力創傷」是無可避免的。對於沒有受到白色恐怖影響的人來說，很難想像受害者與家人所遭受長期的痛苦折磨。
世界上最偉大、最有智慧的阿母── 楊清蓮
我阿母楊清蓮1920年5月10日出生於臺南市，自長榮女中畢業後，除了因結婚短暫中斷外，一生作育英才超過40年。阿母與阿爸結婚只有6年，33歲就成了寡婦，飽受淫威恐懼之下，含辛茹苦將一子二女撫養長大。晚年失智超過10年，於2008年10月被檢查出罹患癌症，2009年7月22日安祥地走完她將近90年的人生歲月。
我阿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阿母！她是親身面對種種苦難的第1人，任何的淚水只有往自己肚子裡面吞，她如母雞護衛著小雞，勇敢地面對著無法抗拒的邪惡勢力，很有智慧地不讓仇恨傳遞給我和兄姐，讓我們在滿滿愛的環境下都受到良好的教育，順利長大成人。
家裡經常被查戶口，警察查完會在家裡的戶口名簿後貼的簽名紙上簽名與日期，簽名紙簽滿後就再貼上新的一張，我家的戶口名簿就如同經常生病看醫生的病歷厚厚的一本。我家搬到那裡，那裡的警察就如鬼附身，馬上跟到家。
再如，為了讓孩子們受到好一點的教育，搬家到臺南，她卻無法轉調到臺南市的小學教書，人家一知道她先生是白色恐怖被槍斃的，她拿到再多的模範老師獎，也都沒有用！即便送了多少紅包，想走後門也都徒然。氣喘患者的她只好每天辛苦從臺南到高雄路竹通勤，我哥哥小學6年級到初中有好長一段時間，與阿母的溝通，只能透過紙條。早上一大清早她得趕車，小孩子們都還沒起床，晚上哥哥補習回家晚，她已經睡覺了。
阿母以小學老師的薪水要撫養三個小孩，經濟上並不寬裕，她發揮開源節流的本事。我小時候的印象是幾乎餐餐吃高麗菜，大概一週才能吃到一次豬肉或雞肉，但慶幸地，我們沒有挨餓過。衣服多半是親戚小孩穿不下送給我們的或者由大件改小件來的。我們最期待的事是阿母出差（那時老師兼任學校會計，每個月會有一次出差報帳），因為有出差費就可以加菜、吃好料。物質生活雖然不富裕，但是阿母很愛乾淨，每天總是把家裡打掃得乾乾淨淨。灶臺是沒有油煙的。她對教育與品德很重視，要求我們要努力向學，誠實禮貌待人。常聽她說：「囡仔人有耳無嘴」要求我們不要亂問大人的事，就算聽見了也不可以亂說亂傳。
「囡仔人有耳無嘴」，也許是在那風聲鶴唳的恐怖政治氛圍下的必然吧！
阿母是位值得敬佩、享譽里鄉的優秀老師。她待人和譪，教學認真，莊敬自強，克服困難環境，並盡忠職守，為時代女性的典範。她曾獲得八德獎章，並多次被新聞報導。
阿母的政治暴力創傷──一張身分證的訴說
阿母一直活在驚恐之中，晚年失智，「恐懼」成為僅剩的記憶，一直到人生終點。她什麼人都不認得了，卻不時地在找她的身分證。她常說：「沒有身分證會被警察抓走的！」她嘴邊常掛這句話，實在令人心痛與不捨！
我為了安撫她驚恐的情緒，用掃描複製的身分證（哈！我偽造的啦！），讓她隨時帶在身邊。即使後來她換新的身分證了，我幫她保管新的正版身分證，她還是緊緊帶著舊版的掃描身分證 — — 對她而言，掃描的身分證新版或舊版反正都沒差。
阿母身分證的事情觸動了不少人的心弦，許多關於我家故事的報導常常提及阿母的身分證。甚至，音樂家陳珍儀老師根據我寫的詩作〈阿母的身分證〉，重新編詞譜曲，並於2020年12月26日的「聲亮島嶼音樂會」演唱：
阿母的身分證
阮是誰人你知沒
不知道阮不知道
阮身分證佇叨位
身分證你藏有沒
證件袂當拍毋見
警察不時要檢查
無身分證予人掠
揣著了才會安心
我有個淒慘的出生，卻活出了還算美好的人生。我並無意成為歷史人物，但打從在娘胎就捲入了歷史漩渦中，還來不及與阿爸見到面，5個月大時就失去了他。在世界上最偉大而苦命的阿母及睿智的長輩們呵護下，雖處逆境窮困之中，我和兄姊都受到良好的教育，算是都成為了有用之人。
出國夢斷，在教學與研究上依然熱情不懈
大四那年，我以優異的成績申請到美國西密西根大學（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的研究所與全額獎學金，是10多位同學及助教中唯一申請到的學生。那時，依一般程序請旅行社辦理出國手續，萬萬沒想到護照就是辦不下來。
天真單純的想法是，叔叔和哥哥都可以出國留學（多年後，我才知道叔叔和哥哥都是透過特殊管道才打通相關程序的），一個自認從小品學兼優的女孩子家，百思不解有什麼理由不能出國留學呢？
即使想去疏通疏通，也不知道卡在哪裡。西密西根大學保留一年的獎學金，很誠懇地等待我能過去念書。國民黨政府沒有給我隻字片語，沒有消息就是沒有消息，阻斷了我展趐高飛的留學機會。執政者在戒嚴下為所欲為，真是可惡可恨！硬生生地戕害有為青年，害臺灣少拿了多少諾貝爾獎（說不定包括我，開玩笑的）。
出國留學夢斷，我的情緒非常低落。一年後我到成大當助教，日子過得渾渾噩噩，行屍走肉，人生沒有目標。在某個暑假，系主任給我介紹正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結婚對象。就在我們第2次見面時，他問我想不想出國？我沉默一會兒後，口是心非地說：「我不想出國。」（總不能對還算陌生的人說：我超想出國，但因我是白恐受難家屬，而不被允許出國吧！）其實所有的親友都知道出國留學是我的生涯規劃，也是我的夢想。可想而知，我們的約會就無疾而終了。
沒想到，2020年，我在促轉會看到我及家人的監控檔案，其中寫著：「……原申請獎學金欲前往美國留學，因迄未接到通知，現表示不願出國留學……」。
初看時，我直覺認為監控檔案中的紀錄不實。但是，再想了一下，勾起了那件早已淡忘的相親事件的記憶，我不寒而慄，嚇到無法自主。後來，我理出了頭緒，在監控系統中，是那位留學生當貼身間諜 — — 他負責接近我、套我話，並上線匯報那位介紹人，匯報說：「黃春蘭不想出國。」
我家被監控我是知道的，但是並沒想到是這樣的貼身監控。寫下題詩「監控檔案」算是我的心情筆記：
白恐受難家屬我 隔牆有耳真有事
當局不容牙醫爸 出國留學路不通
大筆一揮命就絕 就業安檢過關難
特殊親眷烙我身 搬家管區立刻到
生活家庭與思想 婚姻甚至也介入
鬼魅纏身隨影移 正義何時還我來
1992年，我應徵高雄海專（今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從30多位應徵者脫穎而出取得唯一的教職缺。但是，聘書遲遲下不來，人事室說法是在做「安全調查」，長達1個月之久。開學前3天，聘書才下來，我匆匆忙忙，舉家由臺北搬家至高雄。當時，已經解嚴5年了，我想知道是誰還在「狐假虎威，拿雞毛當令箭」？
「積極正面」是我的座右銘。雖出國留學受挫，多年後還是取得臺大博士學位。我熱愛我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於2018年2月1日自高雄科技大學教職退休。
女兒的努力，找回阿爸的溫暖與歷史身影
阿爸遭行刑前寫下5封遺書，直到2008年，才被我女兒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發現。家人歷經近3年的努力下，國家在2011年才還給我們阿爸的遺書。經大眾媒體披露遺書的發現與國家歸還遺書的過程，輿論譁然，震撼了許多關心臺灣歷史、關心人權的有志之士。「黃溫恭遺書的故事」成為人權教育的重要教材，現已編錄在高中歷史臺灣史單元中。因此，我也受邀參與許多人權相關的活動。
我發揮老師本色，積極參與「人權教育」。除了到各個學校或機關單位去上課（現身說法，效果很好），也參與人權多元活動，如：舞臺劇演出（《新娘妝》¹）、紀錄片（《給阿媽的一封信》）、攝影展（平行人生）、音樂會（聲亮島嶼音樂會）……等等活動，為人權教育竭盡所能，為臺灣有個更美好健全的未來而努力不懈。
[1]編註：劇作內容及受難者演員參與過程，可參見：楊中薇。不是一個二二八，是無數個二二八：李昂╳林美虹談舞劇《新娘妝》（2019年6月21日）。新活水。https://www.fountain.org.tw/tag/power/article/die-brautschminker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