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企劃 / 白色恐怖的性別面面觀
陳昱齊/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柯旗化,高雄左營人,1929年生,2002年過世,享壽73歲。1946年,考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科。畢業後,陸續至高雄旗山中學、高雄中學及高雄女中任教。1951年7月31日凌晨突然被特務從家裡帶走,後被以思想有問題為由送往綠島感訓,直到1953年4月6日才獲釋。獲釋後的柯旗化努力以自身的英語專長謀生,創辦「高雄第一出版社」,出版英語教科書,最知名的著作為《新英文法》(1960),暢銷超過50年,售出200萬冊。就在事業蒸蒸日上之際,1961年10月14日,柯旗化2度被捕,這一次被軍事法庭以「預備顛覆政府」判刑12年,實際上服刑卻將近15年之久,直到1976年6月19日才獲釋。晚年積極參與民主運動,除了在報刊雜誌發表文章評論時政,也走上街頭表達對執政者的不滿,因而成為警政情治單位提防監控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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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監獄島與獄外之囚
知名的英文文法教科書作者,同時也是曾兩度入獄的政治受難者柯旗化,將其晚年用日文撰寫的回憶錄,取名為《台湾監獄島》,用來表達白色恐怖時期的臺灣,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監獄。不只是像他這樣曾經被關押在監獄內的人算是生活在監獄中,即便是生活在監獄外的臺灣人,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之下,也同樣失去人權與自由,如同活在監獄之內。
像柯旗化這樣子的政治犯,出獄之後被政府稱為「新生分子」:政府認為經過在監牢裡面的教化悔改,政治犯已經改頭換面,獲得重生,故稱之「新生」。但即便給政治犯冠上「新生分子」的稱號,威權政府依然深怕他們出獄後,思想言行可能「走回頭路」,因此,必須對他們嚴加監控。於是政治犯走出了有形的牢房,卻進入到社會更大的監獄之內,成為「獄外之囚」。
還有另一種類型的「獄外之囚」,人數更為龐大,那便是政治犯的家屬。當政治犯在監獄內服刑之時,監獄外的家屬,本身雖然沒有任何犯罪的嫌疑,卻因為他們的先生或父親是政治犯的身分,威權政府就對他們抱持警戒懷疑的態度。在獄外等待獄內親人歸來的這一群人,被威權政府冠上「特殊家屬」的標籤,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受到政府的監控。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所建置之「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現移交國家人權博物館管理)的統計,威權統治時期的政治案件當事人,也就是政治犯,在性別比例方面,男女比約是96比4,相差極為懸殊。而這樣的性別比例差距,若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的話,意味著在監獄內的政治犯以男性為主,而在監獄外的「特殊家屬」們則有相當比例是女性,她們通常是政治犯的妻子與母親。
因此,以下關於獄外之囚監控機制的介紹,實際上有一定比例就是用以監控女性的家屬。
「獄外之囚」監控機制的緣起
進入1950年代中期之後,開始陸續有政治犯刑滿出獄。為了持續監控這些政治犯出獄後的一言一行,威權政府先是制訂了《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作為監控的依據。根據這個辦法,政治犯出獄後的第一件事情,必須先向戶籍所在地的警察局報到,負責的警察局應隨時指派專人「秘密監視訪查」,定期將政治犯的言論、思想、品行及生活狀況呈報上級。至此,政治犯從小的有形監獄,進入到更大且無形的監獄之中,成為「獄外之囚」。
到了1960年代,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修正實施《特殊分子考核管理作業細則》,統一把「獄外之囚」稱為「特殊分子」,當中人數較多的就是「政治犯」(新生分子),以及政治犯的家屬(特殊家屬)這兩大類。從一開始法規名稱訂為「預防匪諜再犯」,就知道威權政府對於這一群「特殊分子」有多麼地不放心了。
「獄外之囚」的範圍有多大?
除了政治犯在出獄之後會成為「獄外之囚」之外,當然還少不了政治犯的家屬。關於這個問題,對於威權政府而言,最核心的問題是 — — 要監控哪一些家屬?
在當年,威權政府決定要不要監控「獄外之囚」,並不是根據你這個人可不可疑、有沒有犯罪嫌疑來決定,而是以你與政治犯之間的關係來決定。只要你跟政治犯具有一定的親屬關係,你就會被視為「可疑之人」,必須嚴加監控。
親屬關係的界定相當廣泛。以1950年代為例,以政治犯為中心,舉凡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伯父、伯母、叔母、叔父、姑姑都包含在內,甚至是哥哥的太太、弟弟的太太以及他們的小孩,也都在監控範圍之內。
大家可以想像,在以往大家族的時代,這一牽連下去,一個政治犯所延伸出來的「獄外之囚」,經常都是數十人以上起跳,多者到二、三十人以上也是極為常見。政治犯家屬的標籤,使這一群人,理所當然成為「獄外之囚」。
面對如此龐大的監控範圍,威權政府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經費。在政治犯累積越來越多之際,「獄外之囚」的人數也跟著同步成長。由於人數過於龐大,就連負責執行監控的單位也感到吃不消,屢屢向上級反映,人力吃緊、預算不足,希望能縮減「獄外之囚」的範圍。威權政府雖然因應各單位的請求而逐步縮減需監控的對象範圍。然而,在白色恐怖時期,監控「獄外之囚」的機制對威權政府而言,是「防患於未然」,可以調整但絕不能取消。
而在決定誰是「獄外之囚」時,威權政府的邏輯是,因為這些政治犯的家屬跟政治犯有親屬關係,他們很有可能受到政治犯的影響,對於政府同樣不「忠誠」。在「獄外之囚」定義如此寬泛之下,從相關辦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政治犯已經被判處死刑,押赴刑場執行槍決,但他們在獄外的家屬,卻依然必須要受到監控。
監控等級與誰來監控?
決定了誰是「獄外之囚」之後,下一個問題是,要對這些「獄外之囚」進行何種程度的監控?畢竟人力有限,「獄外之囚」人數又如此龐大,勢必得要分等級來監控。
等級的劃分是由威權統治時期幾個重要的情治機關,包含現在已經不存在的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法務部調查局以及內政部警政署,共三個機關來審核。審核完成後且需呈報至最高情治機關,也就是國家安全局做最終的審定。監控程度分成甲、乙、丙3種等級,等級越高代表監控的「密度」越高,監控方撰寫監控報告的頻率也越高,投入的監控人力也會越多。
決定監控的對象與監控程度後,下一個更實際的問題是,那誰要來負責監控這些為數龐大的「獄外之囚」呢?答案是交給最基層的警察同仁來負責,畢竟他們就是第一線會與民眾接觸到的單位,有著地利之便,三不五時可以藉著「查戶口」的正當名義,來瞭解獄外之囚的狀況,無疑是最佳人選。
於是,剛剛提到的幾個情治機關,就會把要監控的對象與程度,做成一份名單,交給各地方縣市的警察局;縣市的警察局,再根據被監控對象的戶籍地,將名單分發給「獄外之囚」所在戶籍地的警察分局;警察分局則再將名單傳給更基層的派出所。這一份獄外之囚的監控名單,就這樣一路由中央情治機關傳到地方派出所,最後,最基層的派出所所長就會指定一名員警,負責監控名單上的對象。
「獄外之囚」本身若屬於公務人員或教師,除了由基層員警負責監控之外,負責機關保防業務的調查局也會加入監控行列,透過設置在公務機關及學校內的人事室(也就是外界一般俗稱的「人二」),嚴密監控「獄外之囚」的言行舉止。一有什麼特殊狀況,立馬依循人事系統逐級向上回報。若身分屬於軍人者,則由國防部總政治部負責監控。
監控報告寫什麼?
為了監控這一群龐大的獄外之囚,威權政府訂定了很多辦法與規則,詳盡地規範監控的方式、監控的重點,並且要求警察局應該定期撰寫「獄外之囚」的動態報告。而被交付監控任務的警察局,還必須針對每一個「獄外之囚」提出監控計畫表,跟上級長官交代打算如何監控、找誰來協助、預定進度等等。
監控報告是一份制式的表格,代表對於「獄外之囚」的監控已是警察局的固定業務。監控報告上面,會記載當事人的生活狀況、家庭狀況、思想狀況、政治活動,負責監控的警察局必須評估受監控者是否有「安全上的顧慮」,以及對於是否要繼續施行監控提出建議。
我們若翻開一份份獄外之囚當年被監控所留下的檔案記錄,便會在裡面發現無數張員警所撰寫的監控報告。這些監控報告內容鉅細靡遺,獄外之囚什麼時候去到那邊,見了什麼人,談些什麼事情都會被記載在報告內。有時候,報告還不忘附上幾張監控的照片,以證明員警沒有偷懶,是真的有去監控當事人。
但更多時候,我們卻又會發現這一類監控報告內容簡短,甚至經常跟之前寫的報告重複,內容乏善可陳。這種現象相當程度說明了,在白色恐怖時期,絕大多數的「獄外之囚」,實際上根本無心也無能力對於威權政府造成任何實質的威脅。換言之,即便站在統治者的角度來說,似乎也沒有監控的必要。
在許多監控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員警表示,當事人沒有安全上的顧慮,生活正常、表現良好,也沒有參與政治活動(威權政府最擔憂者),就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但報告最後的結論,卻幾乎千篇一律是建議上級繼續監控這個人,而上級也總是買單下級的建議,於是監控的名單就變得越來越長。
每一年,警察局都會清查對轄區內的「獄外之囚」進行一次大清查,逐一審查是否要變更監控的等級,如果「獄外之囚」近來有參與政治活動,或有什麼「不妥言行」,很可能就會被提高監控等級。而這一切都必須呈報給前面所提到的那三個情治機關來共同決定。即便有警察局建議撤銷對某個「獄外之囚」的監控,但上級長官也極少會買單。
國家監控下的獄外之囚處境
而國家對於「獄外之囚」的監控,不僅僅止於言行舉止的紀錄,還包含對求職、入出境的特別管制,換言之,「獄外之囚」就連謀職或出國,都需要經過另一道特別的審查程序。例如:政治犯鍾浩東的兒子鍾繼東,在看過自己當年被警察監控的檔案後,證實了他心中長久的疑惑──當年他考入臺灣電視公司,卻因為安全資料審核未能通過而遭到解雇。又,當年他在一家美商公司工作,有一次申請出國進行業務推廣卻未能獲准,這些都與鍾繼東身為政治犯家屬的身分有直接關係。又例如政治犯呂國民的妻子呂洪淑女,在先生繫獄數年後,辛苦考上警察人員特考,但卻因為丈夫政治犯的身分,而遲遲未能獲得分發。為了生活下去,呂洪淑女不得已寫信給在獄中的呂國民,提出離婚請求。這是何等荒謬的情節,但卻是真實的故事。
在政治犯是個負面標籤的時代,家屬對外受到各種歧視,面對家中年幼的小孩則必須掩蓋政治犯及「獄外之囚」的身分。例如:柯旗化的妻子蔡阿李女士,自柯旗化被抓之後,就獨自負起撫養3名年幼子女的責任,不僅在學校擔任教員,後來更辭職專心替在獄中的柯旗化,維持原本出版社的營運,生活相當辛苦,根本無暇做出當局眼中的「不妥言行」,反倒是必須掩蓋柯旗化作為政治犯、他們是「獄外之囚」的身分,以保護子女。
面對來自兒女有關「父親」缺席的疑問,蔡阿李女士為了不讓年幼的小孩受傷,總是以柯旗化去美國來回應。甚至,為了使小孩相信父親人在美國,她還特地跑去崛江商場(當時高雄專門賣舶來品的地方),買了一些立體卡片,謊稱是柯旗化從美國寄回來的。此外,她也會去買外國進口的衣服,不知情的女兒還曾向同學炫耀這是父親從美國寄回來給她的禮物。
隨著孩子年紀漸長,蔡阿李女士的「善意」謊言也面臨被戳破的一天。當升上國一的女兒透過父親寄回家書的信封,發現寄信地址是臺東郵政七九〇八附二信箱(編按:臺東泰源監獄地址),而非美國╳╳州╳╳路╳╳號時,蔡阿李女士還想以美國有個地方也叫臺東將話題帶過,長大的女兒卻直接寫信給父親尋求真相。柯旗化遂只能坦白自己身陷囹圄的事實。
將全部心力投入在照顧子女與經營出版社上面的蔡阿李女士,其監控檔案記錄,總是寫著「未發現不良思想或言行」,沒有參與政治活動,也沒有安全顧慮,但員警最終的結論卻總是「繼續列管」。這是大多數獄外之囚的共同處境。即便到了柯旗化出獄10多年後,他與妻子出遊美國,警政機關仍會要求地方警察局於兩人入境後持續監控──儘管當時已經是解嚴2年後的1989年了。
警察的好幫手:義工
在這一套對獄外之囚的監控機制中,實際上負責監控工作的,除了基層派出所的員警之外,還有一群被稱為「義工」的人,也在協助監控。為什麼需要有「義工」來協助監控?主要是因為那個時候的警察,跟今天的警察一樣,要負責的業務多如牛毛。萬一轄區內的「獄外之囚」人數較多,在監控方面可能就會有人力不足的問題,難以做到完善的監控。因此,這時候就需要有「義工」出面來協助警察。
那什麼樣的人會來擔任「義工」?又或者我們應該這樣子問,具備什麼樣特性的人,適合來擔任此重責大任?答案是,誰最能夠掌握「獄外之囚」一舉一動的人,誰就是最適合的人。因此,所謂的「義工」,經常是「獄外之囚」的鄰居、朋友或親屬,因為這些人離被監控者最近,就在他們的生活圈之內,自然比較容易掌握他們的言行舉止,以回報給派出所的員警。
而這些為警察效力的「義工」們,也不純然都不支領任何報酬,警察局逢年過節,都會送個禮品給這些辛苦的義工們,表現良好的義工,甚至會按月領取報酬。代價就是回報「獄外之囚」的一言一行,好讓員警能夠寫入報告向上級交差。
監控機制何時走入歷史?
這一整套對「獄外之囚」的監控機制,從1950年白色恐怖時期開始之時就已逐步建構,存續期間相當長,許多1950年代入獄的政治犯,其家屬被監控的歷程通常多達二、三十年之久。
這一套監控機制,不僅沒有隨著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而終止,甚至是到了1992年刑法第100條修正、一般認定「白色恐怖」正式走入歷史之時,派出所的員警還是要定期寫監控報告呈報上級,政治犯以及家屬,依然名列國家監控名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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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出土檔案可見,至少在 1996 年第一次總統民選結束後,仍有這一類的監控紀錄。至於對「獄外之囚」的監控何時才真正結束?仍有待更多的研究與考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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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國民、呂洪淑女(2011)。信守承諾:呂國民、呂洪淑女獄中家書選輯。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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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漢辰訪談紀錄(2009)。臺灣堅毅女性的典範──柯蔡阿李女士專訪。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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