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劃 / 新二代留聲機
廖建豪 /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大二生
關於那形構複雜的家庭與無以名狀的歉意
30年前，1992年，臺灣政府公布實施「就業服務法」，正式開放移工前往臺灣工作，而我的母親在6年之後，一如其他數以百萬計的菲律賓女性，為了支撐家庭經濟而踏上成為OFW（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菲國跨洋勞工）的道路。
母親說那是1998年，28歲的她與前任伴侶在菲律賓育有一子一女，可前任無故消失，身為單親媽媽的母親為了給孩子們更好的生活，將彼時年僅8歲與6歲的兒女託付親人照顧，並借貸了約3萬臺幣的金額支付仲介費，隻身前往臺灣工作，展開2年約期的OFW人生。怎麼也沒想到，母親這麼一去就成為了臺灣的新住民，與身為雇主的父親結了婚，並在2002年生下了我。而這個異國婚姻家庭的誕生，除了日久生情，我想也和父親與母親相似的過往有關。
父親說那是1993年，25歲的父親與前任伴侶結了婚，育有兩個女兒，可後來婚姻失和，走上離婚一途。當時的父親，一如其他3位兄弟姊妹，繼承了爺爺奶奶的衣缽，各自在不同的傳統市場賣魚維生，父親也藉此撫養兩個女兒長大。時至1998年，年邁的爺爺奶奶身體惡化，長期肩負女兒與父母照護責任的父親決定聘請移工，以減輕生活上的壓力。於是，兩個生命經驗相似的人相識，在4年後重組了家庭，而我便是在第二段婚姻當中──擁有兩個臺灣姊姊、一個菲律賓姊姊和一個菲律賓哥哥的「獨子」。
固然依血緣望去，我處在一個成員眾多的跨國婚姻重組家庭，但由於哥哥姊姊們都另有住所，且親戚們也並非同居，所以自我有意識以來，我對「家庭」組成的想像主要以父親、母親與我為主，與一般的「小家庭」差異不大。不過關於這個形構複雜的家庭背景，我其實明白，相較其他同母異父與同父異母的手足，我不曾體會過父母親長期不在身邊的日子；相反地，同樣身為父親與母親的孩子，我卻是從小獲得最多資源與關愛的那位。然而我的腦海總不時浮沉這個想法中──我好像借走了別人的父母。我想，即便明白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但於我而言，仍然難逃於一份無以名狀的歉意，而那就猶如基因般注定，流淌於我血液，形影不離。
身為一位「不負責任」的市場囡仔
母親嫁來臺灣後，便隨父親經營魚攤，為求工作方便，父親在我約莫3歲時決定在市場附近租房，而我的童年，也就這麼與其他同為市場二代的孩子們，時而至家人的攤位跑跳，時而至我坐落於市場內的家中玩耍，絕大部分的童年都是在這個公私參半的場域中度過。
隨著年紀增長，其他同為市場二代的孩子們，漸漸迎向屬於「市場囡仔」的角色期待，不僅步入了工作崗位，也步入了各種才藝與學科補習班，乘載著各自父母的寄望，試圖在藍領的洪流當中，創造階級流動的機會；而相形之下，我則受惠於父母給予我的自由，我不但逃過了遊樂場與工作場域之間的轉變，也倖免於某種新時代下，對於孩子學業與才藝並就的追求。
然而，在這個公私參半的場域當中，市場不只是工作場所，同時也隱隱約約地拓展為張揚各家孩童的複合式舞臺。因此在走向「成年」的過程中，看見其他市場二代盡忠職守的同時，彼此共享的市場二代身分就猶如纏綿不絕的低語，總時時刻刻地凝視著某種我未完成的「責任」。
至於同處市場的父母，他們對我並非毫無要求與期待，只是相較之下，他們願意給予孩子相對高的自由與包容，可在某些重要的時刻，例如年節期間，我仍然需要背負起一定的「責任」，即便平時缺席的市場二代在工作上能給予的幫助不高，但我們都明白，有時「拋頭露面」的意義，絕對大於實質上的勞力付出。
升學上的教育衝突，看見彼此對於家庭親密關係的不同想像
2017年9月，我升上高一，連帶長年背負升學主義的壓迫與不滿，我在入學第5天決心逃離體罰成性的教育體制，選擇退學，並因緣際會地走向體制外教育，成為自學生，展開了將近4年的自學生活。可這段既不是在學校學習，也不是在市場作工的日子，觸發了母親的焦慮。
對我而言，學習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是基於個人心之所向而選擇的行動，因此我離開學校；可對於母親而言，她與大部分臺灣人的生命經驗一樣，皆是先由家庭走入學校，再由學校步入職場，「自學」的概念未曾出現在她的生命當中。又由於母親不擅中文，難以理解體制外教育的制度與資訊，更遑論理解其背後的理念。於是，資訊的不對等加上生命經驗的落差，便形成我與母親之間難以言盡的教育衝突。
2020年末，我與母親之間的關係愈發緊張，尤其在母親得知我有意透過特殊選才進入大學後，更是三天兩頭地訴說著她對大學的甜蜜想像，以及我能透過大學成為老師或律師所迎向的美好未來。在母親的言談間，我看見了她對於翻轉藍領階級的寄望，以及藉由讓孩子進入大學，覓尋一個屬於菲律賓母親的成功證明。而這份日以繼夜並以愛為名的期盼，以及這張母親為我規劃好的白領人生藍圖，卻再再地讓我抗拒這份過度親密而且過度干涉的親子關係。猶記得聖誕節那晚，母親若有所思地躺在床上，隨後語重心長的那句：「你上大學才有畢業證書，才能像姊姊一樣戴學士帽拍畢業照。」
關於這份期盼，我開始思索母親在菲律賓生活28年的人生。在菲式大家庭文化中，極其緊密的家庭共同體關係是母親生命的基底，她繼承著宗教、歷史與政經環境層層堆疊的民族性，也歷經一切離鄉背井、跨國移動而後生的苦悶與希望，從一位菲律賓女兒轉變為菲律賓媽媽，隨後轉變為菲律賓移工，再轉變為臺灣的新住民，走入第二段婚姻家庭。這之間的身分轉換，以及生命經驗的不斷交疊融合，無一不影響母親對於家庭親密關係的想像與期待。我日漸明白「與穿著學士服的孩子合照」不僅是母親的夢想，那更是一種對於過去生命總和的交付，尤其那是對於一位在親子關係中「缺席的母親」的合格證明。
或許吧，我能理解母親的期待，可我仍然害怕將孩子成就與母親榮耀牽連一體的親密關係。在升學的那段日子裡，每當母親再次將大學作為必然成功的生命框架，而向我訴說著過度夢幻而不可及的未來，我們總是因為彼此之間難以三言兩語道盡的生命經驗而身心俱疲。直到最後，縱使我的升學選擇剛好符合了母親的盼望，可我還是本能性地在放榜那天，隱瞞我錄取大學的事實。
放榜的對談，我與母親之間難以言喻的默契
2020年12月某日的早晨，我查閱其中一間中部大學的榜單，看見了自己的名字，可由於隔天仍有其他大學的面試，我仍打算準備過夜的行李，提前移動至外縣市。
其實關於升學，我也同樣焦慮。放榜當天的午後，我還是忍不住告訴母親我被大學錄取的消息，可在母親激動地問我是哪間大學時，我才連忙打住，並以玩笑的名義搪塞母親，便趕去收拾行李。
準備出發前，母親睜著眼兀自在床上發呆，即便我心裡有底，但還是試探性的開了口（為方便理解，以下對話翻譯成中文）：
「你在做什麼?」
「我很擔心。」
「擔心什麼？」
「擔心你不去上大學！你告訴我實話！你剛剛說那間大學叫什麼？」
「沒有，我開玩笑的，我沒有上大學，而且沒有上大學又沒有關係。」
「有！你沒有未來，你沒有工作。我死了你怎麼辦？我非常擔心你。」
「我會工作養活自己啊，像之前我去早餐店工作那樣。」
「早餐店沒有未來。你不上大學就沒有未來。」
我與母親沉默了片刻，接著她卻突然開著玩笑說：
「你找個有錢的女生結婚好了啦，哈哈。」
「我不會跟女生結婚。」
「哈哈，你不會跟女生結婚，你要跟誰結婚？男生嗎？」
「對。」
「哦……哈哈哈！違反規則。」
不知為何，那晚我與母親的對話有別於以往的氛圍，算不上溫馨，也稱不上疏離。或許是母親意會到我升學了，也或許是母親對於爭執感到疲乏，而我在那耐人尋味的玩笑中感受到，某種原本屹立不搖於彼此之間的結好像開始鬆動，在似笑非笑的對話當中，我們彷若理解了什麼，又不完全理解著什麼。
進入大學，身為市二代與新二代的後續
最終，我選擇離開家鄉，進入了一所南部的大學，我與母親的教育衝突因而暫緩，原先與家庭之間過度交織的親密關係，也因為這段物理上的距離，漸趨和諧。而當我踏入「頂尖大學」的消息流轉於市場，市場於我的疆界也漸漸淡去，我不及其他兒時玩伴吃苦耐勞的童年不但既往不究，甚至轉換為某種光輝而四散，市場彷彿再度擁抱了我。
我明白，無論是我與母親的衝突，抑或市場對於二代的期待，「進入大學」僅是一種粗淺的手段，未來仍需要大量的溝通與互相理解。可在我離開原本的環境，而自身與他人之間不再是親密疊合的狀態後，我逐漸發現自身更願意試圖完成無傷大雅的「他人的寄望」。
我想，當人們將焦點放在自己欲求所見的事物，當他們能夠因此活得開心快樂，那麼，我與生俱來的「福氣」，是否就不顯得那麼突兀？而那些寄託於角色上的期待，也或許正因此而減少著，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