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她們與她們的突圍之路
採訪 / 李耘衣｜本刊助理編輯
本期訪問的對象是吳俞萱，臺東出生，她是跨域創作者，同時也是實驗教育工作者。
我們是舊識，同齡同屆，同在體制教育下成長的七年級生。這次的採訪，緣自俞萱在她臉書上的一段文字：
我去台北為一個學生的性騷擾案件出庭作證。我在證人席緊張而冷靜地描述我所知的事實細節，下一刻，對方律師質疑我記憶和事件發生的時序不符，推定我的證詞無效。我轉頭怒視他，顧不得法庭發言的秩序禮儀，我大聲回他：我記不清楚年份時間，不代表我說的是假話。
我知道他在玩什麼把戲，也知道為什麼他要避重就輕地攻擊我，但從那一刻起，我被法院的空間和氛圍、律師的身份和威嚇姿態弄得非常脆弱。一路發抖失神地搭車回玉里，連續幾天恍恍惚惚，懷疑自己是否真的錯了？……我，到底如何能夠向他人證明我的真實？¹
[1]吳俞萱臉書（2021年5月20日），https://www.facebook.com/qffwffq/posts/2941333322778699
我開始梳理我對俞萱的記憶與交集。2005年夏天，在我們各自他方後，她如何以她的方式活出她的樣子？直到讀到OPENBOOK閱讀誌「詩人計畫」的專訪²，原來，她曾是個孤零零獨自面對霸凌的少女，對於世界的信任，停留在13歲。
[2]沈眠（2019年12月24日）《詩人計畫．吳俞萱》全然敞開的觀看，空無一物的擁有。OPEN BOOK 閱讀誌。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3134
敘舊重返
回到訪前的敘舊，回到初識彼此的2003年，她的詩生活已然起步，她早起晨讀，有意識安排自己閱讀電影和美術大系，日日累積，系統性地建構她對文學、電影、中西方藝術脈絡。她鍾愛導演溫德斯（ErnstWilhelmWenders），寫下許多情書向他致敬；她時而在週末到臺南孔廟對面的府中街擺攤，人潮熙熙攘攘，她會撐開一張花布安放，提醒遠方的前至目光，提醒他們停下腳步，注意有個女孩靜靜地在賣畫。她也和當時的大學生一樣，經營部落格或在BBS紀錄生活。記憶中，她一向專注冷靜，帶有些許嚴肅，但我們碰面時，她總是對我溫暖以待。
疫情下，我們隔著視訊螢幕久別重逢，先是相互向對方「交代」這十多年來我們在社會與體制生活裡的「逃生路線」。爾後近三小時的專訪，不單只是交流她的創作，更多的討論是在體制的校園生活，面對霸凌而失去語言能力的吳俞萱，如何抵抗與求生。
觸覺生活³ ──談孤獨與身體記憶
13歲以前，她的世界裡有父親陪伴。對俞萱而言，父親是帶著她認識世界的窗口，教她如何觀察生活的一切動向和細節。她說，小時候父親接她放學，他們不直接回家，反倒是散步到河堤邊，父親要她躺在堤防上，兩人並排仰望天空，「爸爸什麼也沒說，我們就這樣安靜地望著天空，雲在飄、風在吹、空氣裡的浮塵在光線中游動。大自然有自己變動發展的節奏，我變成了一個接收世界的容器。」
[3]此處引用黃荷生的詩集《觸覺生活》下標，起因在於這本詩集曾經在翁文嫻（阿翁）的現代詩課被提起。黃荷生於1956年出版的小冊裡收錄他時為高一學生，一位16歲的少年如同附魔般的狀態下寫的詩作。2005年，阿翁曾為這本詩集寫下見論，題為「傾斜的少年」（詳見http://faculty.ndhu.edu.tw/~e-poem/poemroad/a-weng/2005/11/）。阿翁是吳俞萱的大學老師，也是讓吳俞萱願意重新感受生活、提筆寫詩的心靈導師。
這片天空與感受，永恆地存在俞萱往後的生命，一輩子陪伴著她。父女間的共謀，就在一片湛藍的見證下，有個逃出現實的窗口。她覺得父親從不把她當小孩，用大人相待的平等姿態和語彙和她說話，他們像是密友有自己的秘語暗號。此外，父親教她用眼睛去觀察周遭的日常，車道的流動、街道的聲音，看人們的表情，「有一次，我們在路上散步，爸爸要我留意對街那個正在公用電話亭拿著話筒的女人，她身體倚靠牆邊，偶爾變化姿勢，表示時間流逝而她樂於繼續通話，所以她一點也不在乎身體久站的痠痛，臉上始終洋溢著甜蜜的表情，嘴角也時不時靦腆地揚起。我爸告訴我，這位正在講電話的女人享受著來自遠方的親密談話，所以，放鬆自在地脫離了電話亭之外的現實世界。」俞萱回想自己的童年，她經常練習觀看，放大生活的局部，學習拆解，這時候時間會變得緩慢，能感受到很多被忽略的細節。
談到童年，談到父親，俞萱頓卻，靜默後接著說，「我是個天生焦慮的孩子。從小學開始，我就會自己讀書複習功課直到凌晨2點。從來沒有人逼我這麼做。我爸為了讓我離開書桌，時常開車帶我出去玩，還時常告訴我，成績不重要，快樂是最重要的事。」
童年應該是個淡憂無慮的年紀，也許父親早已洞悉學校體制和社會規範可能為一個小孩帶來的壓力與制約，所以教她放空、觀看、思考與追尋生命的愉悅。這成為父親留給她的禮物。往後，當她面對眼前的日常，無論是壓抑少女時期、讀書、創作的生活，眼前不只是停留在表面，她知道萬物在默默運行的背後，還蘊藏著底下不被看見的道理。
劃清界線
1996年夏，俞萱升上國中。13歲時，她的父親離世遠行，留給她的是理解世界的詩意眼光，開啟了她對於生活的感受力和察覺力，也讓她對自由、時間、日常的一切都有不同的哲學解讀與想像。
25年前臺灣的中學校園環境，相較今日，更為保守與傳統。體制內的教育，教導學生要尊師重道、友愛同學。除了應付升學的課業壓力，不少學校還是以校規之名，要求學生服從管教。進校門前教官監督服裝儀容，學校每週進行的班級榮譽競賽。這些齊頭式的規訓，忽視學生的主體性，往往也壓抑人的性格與創造力。然而在權力知識不對等狀況下，並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察覺。
俞萱說，校規的提出理由無法說服她去遵從，她感到強烈的「被剝奪感」。「我的抵抗就是故意遲到，就算遲到會被學校記過處分，也會讓班上榮譽競賽被扣分，但我對學校所具體展現的威權文化沒有一點認同感，因而不會去保護和遵循它的規範，甚至要以『不服從』來表示我的聲音。」這是俞萱一早進入校門面對的第一個挑戰。回到班上，則是面對同學的霸凌。「我的抽屜常有一些莫明其妙的動物屍體，不知道是誰放的。但我刻意不動聲色，默默把這些濕軟流血的屍體處理掉。」日復一日的折磨，讓俞萱非常害怕上學，有形和無形的惡意都讓她恐懼。
面對同儕的排擠，讓她在學校的孤立感越來越強烈。但俞萱也不因此去討好同學。她說，「以前課堂小考的考卷都是交給座位後方的同學相互批改，我前座的同學請我幫忙做假，但我不想作弊，就算我後座的同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替我加分，我也會改回我原本較低的成績。對我而言，考幾分都沒有關係，就算考太差會被數學老師打，我也要對自己誠實，不向作弊造假的文化屈服。」對她而言，儘管作假可以換到一些友誼，但在道德上正確的事，她不會屈從。而當她看見有人排擠其他同學，故意不讓同學加入小組討論，她挺身而出為他說話：「我告訴同學，無論我們怎麼分組，『正義』永遠是第一組！當然，我也被討厭了，我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我很清楚，我不會成為共犯。」
她無法順從，更不可能被體制馴化，學校生活帶給她的決裂感，讓她下意識要「劃清界線」。
啞巴
在認為無人理解的狀態下，她選擇沉默冷靜，孤身抽離，以旁觀的角度看待這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荒謬。她將「信任」藏起來，忍著上學的恐懼；她不願說話，包含她的母親與妹妹。
吳俞萱只想專心地當一個「啞巴」。
上了高中，俞萱就讀美術班，但被同儕排斥的現象並沒有因此緩解，而是換了一種方式。能夠理解她、成為朋友的同學也寥寥可數，她始終找不到歸屬感。而讓她更難以接受的是，她在學校費時創作的大幅作品，還會遭人惡意破壞、偷竊，但她並沒有告訴任何人，她已經不信任老師、不信任同學。回到家，她也不跟家人說話，更不可能向母親和妹妹透露這些事情。
煎熬到了畢業前夕，班導集合同學的作品製作畢展畫冊，老師希望同學能盡可能把圖縮小，把自己的作品塞進畫冊裡，讓更多人看見。但俞萱不是，「我覺得光是一幅畫，就足以呈現一個人的全貌了，與其濫竽充數，不如捨棄多餘的綴飾，赤裸而完整地袒露自己的真實和細節。」她很想念那個懂她的父親，理解她的父親，教她學會運用感官去體會生活美好的父親。
「我跟誰說都沒有用，沒有人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人」。做為一個被霸凌的青少女，她僅用「沉默」去控訴，吳俞萱認為自己失去了說話的能力。中學六年，她將聽到的「語言」歸類於「謊言」，而經常上演的日常，則是她所理解中的虛構。她僅能身心分離地活著，她說：「無論我用了多大的力氣掙扎 — — 對禮教的反動、對人際壓迫的閃躲、對各種體制規訓的背棄、對安穩守成的生命想像的逃離 — — 我終究是掙扎著回到我對『成為一個人』的自我期待之中。若不去奮力隔絕這個世界的虛假、冷漠、苟且、限制，避免那些東西磨損我的心神，我將無以為繼，無法跟自己和諧共處。可是我追尋的那些東西仍在汙濁的人世──愛、純真、野性、自由、真實──我越想接近它們、守護它們，我就得越深入這個我想逃離的世界。因此，我無法逃避這些糾結與矛盾，我必得冷靜覺察這些糾結與矛盾從何而來，因為它們指向真實的生命。」
她的精神處在孤獨邊界，而身體置身在荒誕的現實。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錯了什麼，甚至覺得無論我做什麼，都是錯的！」
「我告訴自己上了大學以後，我要繼續當個啞巴。」
重新說話
上了大學換了環境，俞萱進入成大中文系。她原以為求學的狀態會和過去一樣，但卻不然。我問她，那你還當「啞吧」嗎？她笑著回答，根本不可能，有些課必須討論，不得不「說話」了。俞萱遇到了現代詩老師阿翁，課堂上阿翁將不同語種、國族或背景的詩人作品帶到學生面前，從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李愁斯（Yannis Ritsos）、夏宇、顧城、唐代李白……等，只要是她認同的好詩，都可能在課堂中驚現。阿翁擅長詩韻與詩句意象的拆解、延伸與詮釋，啟蒙學生，放大想像，進入萬幻的文學與詩領域。若是法語詩，阿翁會為學生朗讀，以感受音韻與節奏。更多的常驚喜是她常將詩人或作家帶進教室，直接和學生面對面談作品。一學年的最後，阿翁要學生開始寫詩，同時舉辦詩與裝置展。
俞萱也開始寫詩，處在自我否定和模糊的自我認同之中，她交了厚厚一疊堆砌的「語言」給阿翁。阿翁要她先別寫了，好好生活，詩自己會跑出來。隔年，俞萱在看完楊德昌電影《一一》，寫下〈白色的舞者〉。這是她失去語言多年之後，回神後寫下的第一首詩，連結了對俞萱真實的情感與經驗。
有人走了
帶著我的血緣關上一條路
默默在窗外成雲
呵成雨的流域
小孩放滿了水在洗手台練習換氣
在下雨的池裡撲跌白色的泳衣
我注視每一個背影
騰起長長的嘆息
滴落的水
有太多的隱喻
看見濕淋淋的小樹
我買了第二雙鞋
白色的
重複我的昨天
──（節錄〈白色的舞者〉，吳俞萱，2004年5月）
2005年夏天，黃蝶南天舞踏團來到臺南的誠品空間巡演《瞬間之王》，第一次接觸到舞踏⁴，吳俞萱為表演者的肢體和專注所震撼，她對表演者之一的盲人舞者，印象尤其深刻。後來，這也成為俞萱27歲時，她飛往日本在舞踏創始者大野一雄的工作室學習舞踏的動力，她找到一種和身體對話的方式。她用文字、影像、肢體和聲音，開啟身體各式感官進行實驗/創作。
[4]舞踏（Butoh），又稱「暗黑舞踏」（Ankuku Butoh），是二戰後日本在西方舞蹈與日本傳統舞踊之間，在發展而出的新表演方法，從日本人的身體美學出發。1959年由大野一雄和土方巽〈HIJIKATATatsumi，1929-1986〉創始。兩人所詮釋的方法有所區隔，大野一雄認為舞蹈是對「自己」或是「生命」極為珍惜的心情，跳舞時不是使用頭腦，而是用「心」來。（引自黃蝶南天舞踏團部落格，2009年12月2日，林于竝〈日本舞踏的起源與發展〉。http://asiabaroque2009.blogspot.com/search/label/%E9%97%9C%E6%96%BC%E8%88%9E%E8%B8%8F）。吳俞萱曾在2011年與2016年二度前往日本橫濱「大野一雄舞踏研究所」修習該系統的訓練方法。她引導學生練習時，透過緩速、延展、扭曲，讓肢體以身由心生的方式自由嶄露，透過這個過程，「從深處去想像形式，恢復情感和行動的連結。」（吳俞萱，2020，https://udn.com/news/story/12661/4560787）。
經過大學四年的精神復健，吳俞萱找回自己說話的方式，串起生命經驗與生活的連結。昨日彷彿隔世，重生的她煥然一新，更加清楚明確她要的生活，肆無忌憚開啟身體感知，全力衝刺，修復她與母親和妹妹的關係。後來，她進入北藝大電影創作研究所，當她察覺課程規劃與她的自我期待有所落差，她選擇忠於自己心裡的聲音，果決離開學校，去摸索和創建自己的系統。
體制外的全人之姿
一直在體制內成長的俞萱，學習冷靜、理性，當作她自我保護的偽裝，但畢竟藏在她底心那股對生活的熱愛，對生命的同理，一樣在她的心裡不斷的茁壯，只待她破繭而出。
某日，俞萱讀到《破報》刊出一則苗栗全人實驗中學的徵人啟事，內容寫道：「如果你也相信教育的目的是陪一個人去追尋他的自由，請加入我們」，她立刻去應徵，並在面試當天決定留在全人教課。她說：「沒有自由過的人，要怎麼帶領學生自由呢？我覺得我不是去當老師的，我是去重新學習自由，重新去相信自己擁有表達和創造的權力。」
俞萱成為一個從體制內退場的學生，同時間並進成為體制外的教師，她在全人帶領閱讀和創作課，每學期聚焦討論某一個主題的各種文類，例如，壓迫與反抗、惡與虐待、愛、感官之旅。全人的教育沒有所謂的權威，也沒有對同一事物價值判斷的對錯。更重要的是如何表述自己的意見，同時傾聽彼此的聲音，重視討論的過程，互相理解，尊重差異，是全人每個師生的基本共識。也因此，全人的師生會更安心地放手，尊重個人主體性，成就自主性，學生不會被迫上沒興趣的課，能更專注發展自己有熱忱的領域和興趣。有了這些訓練，俞萱說，「即使一個連apple都拼不出來的孩子，在高三畢業後也可能忽然碰到學習的契機，自動自發地展開他的英文學習，激發了自己的求知欲望和進步動能。重點是每個孩子都能常保好奇和熱情，不怕學習新的事物。」
當然，全人的孩子同樣擁有青春期少男少女對於愛情的探索和各種疑難雜症，在這所沒有圍牆的學校，學生可以自然而然走進老師的宿舍，坦蕩地與她討論這些問題。當然，她也處理過性別事件。曾經有個女學生認為自己的身體界線被另一個男同學侵犯，感到不舒服。後來，俞萱私下與男女雙方討論，讓他們脫離受害者與被害者的角色設定，表達各自的感受和想法。俞萱聆聽兩造的說法，了解他們基於差異的性情、過去的創傷、成長過程的文化差異，因而導致他們對於身體界限的認知不一，找到問題癥結，俞萱為他們搭橋，讓他們有機會認識相處的界線和明確適宜的範圍，達成共識。讓未來的相處的規則，在相互理解的狀態下保持尊重。
在這三年的過程，俞萱就和全人的任何一個學生一樣，在自由寬容的環境底下練習犯錯、修正、重新出發，體驗一種動態的自由和平衡。俞萱強調的「全人精神」就是承擔自己的自由，投入一個自己的選擇就盡力摸索到底。
「妳為什麼離開全人？」我問
「因為，我實在太想談戀愛了！全人因為是住宿學校，師生又像朋友，所以我完全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和空間。」俞萱給了我一個苦笑。
儘管教書，但俞萱仍然是創作欲望充沛的藝術創作者，沒有個人空間確實是她面對的困擾。離開全人之後，俞萱專心戀愛、結婚，隨先生移動到高雄居住，那段時間她將自己再度倒空，也曾再度進入大學就讀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爾後又離開。在她邁入30歲之後，她繼續寫作，舉辦電影讀書會，不間斷地帶領各種形式的講座與展演。
面對全然的未知，她習慣性地把自我縮小，用開放的心態去體驗與學習。後來，她獲得「法藍瓷偏鄉教育獎助」，離開高雄，來到池上，重返她的故鄉臺東。
池上計畫
池上，是她父親的故鄉，也是吳俞萱心心念念想一窺之地。
2015年，俞萱帶領池上的孩子參與她的詩心啟蒙課。這也是俞萱的實驗，體制內的國中學生，如何回應她所設定的命題，「自由是什麼？」「孤獨是什麼？」「愛是什麼？」，最後「成為自己」。俞萱自稱這些提問都是一種「大命題」，當然沒有標準答案。她傳給我了她上課的影片⁵，讓我心神領會她的引導方式。
[5]吳俞萱YouTube頻道，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91XG2NysxX8Ax-GuNil_3Q/videos
池上計畫，是吳俞萱嘗試在體制內進行「全人精神」的實驗場。在體制內學習的她，在承受霸凌與孤立環境下成長的她，怎會不了解體制這其中的框架和規則。
在體制內成長的孩子，從走進校園的那一刻起，他們後續的學習目標皆已被預設計畫。從生活作息、服裝儀容、紀律懲罰、教材課本、評量方式等，無一不在預設的框架之中。相較於全人，這是一個主體性被剝奪的學習環境，她認為並不適用於每個學生。
也因此，俞萱在這個實驗場上，她發覺「無論多麼珍貴的知識和經驗，都無須強加在孩子身上。與其在學生身上疊加東西，我更傾向撤除權威和框架，適時引出那些原本就埋藏在學生生命之中的潛能，我認為這才是一種尊重個體發展的中學教育模式，令每一個孩子湧現內在的生命動力去追尋他們想要的樣子，按照自己的成長速度，擴充生命的經驗智識。」她也觀察到，相較於全人的學生，池上的孩子並非都有優渥家庭資源挹注，這是現實的社會環境，她希望透過自己的力量鬆動制度內的綑綁，讓一些孩子得到喘息機會，或者找到發展自我的空間的方法。
在俞萱傳給我的影片中，一堂課「自由是什麼？」，她問學生自由是什麼？什麼時候體會過自由？便讓學生在課堂中去體會「自由」，學生有30分鐘的時間，可以隨心所欲去做他們想要的事。一開始學生不可置信，但30分鐘後，她讓大家圍坐在大樹下分享。有學生說他睡著了，有學生說她繞著校園裡一直走，還有人以為她要逃學。有個學生分享30分鐘過得好慢，因為不知道要幹嘛。她讓學生體驗孤獨，透過分組蒙眼牽繩的行走，倚賴聽覺與信任。透過小幅畫作、明信片分享，讓學生討論愛是什麼？
在「成為自己」的課堂，她也運用舞踏的訓練方法，讓學生透過緩速的步行，重新認識身體動作的運轉方式，感受身體的重量與重心，用有別以往的慢速感受時間與空間。
對學生而言，文本的閱讀若與自身經驗沒有連結，也很難觸發他們內心的開關，更何況是進行創作。課堂上的這些鋪陳，自由討論，沒有上對下權力場，學生自然也能慢慢鬆開情緒，或更樂意分享。每個孩子的背景都不同，儘管就讀同一所國中，大家還是能從別人的反饋裡得到養分或支撐。
譚洋在臺東聚落回聲的專欄〈像凝視群山那樣，照看孩子：吳俞萱在池上〉⁶提到俞萱在池上計畫裡對體制教育的反思，她也因在另一所中學默許一群「高關懷學生」抽菸而產生更激烈的質問：「站在教育現場，真正的錯究竟是學生抽菸，還是老師一點也不在乎學生抽菸所隱含的生命困境？究竟是我接受學生抽菸，還是訓導體系打壓他們、恐嚇他們比較『反教育』？我知法犯法，但我寧願冒這個風險來搭一條橋通向學生的真實世界，用他們的方式貼近他們、與他們對話，讓他們不再說謊和沉默，因而能在一種被支持的狀態之下，重新接受自己。」
[6]取自 http://www.echotaitung.tw/index.php?Act=1&SK=2519&MK=2&PK=2326
「當學生拿起一根菸來對抗學校體制，越激烈越不屑，就表示他們越脆弱越無助。我透過教這些邊緣學生寫詩，恢復他們的感覺和表達能力，讓他們自發地實現自我、誠實洞察並接納心中的善惡美醜。我相信，唯有在這樣不帶成見地認識自己和認識世界的基礎之上，他們才能自發地找到相應的方式去同理他者、善待他者。而這也才是品德教育的真正起點。所以，我不想熄掉孩子手上的菸，我要熄掉的是他們對自己的絕望。當他們感受到我對他們的珍愛裡頭沒有一點說教的意圖，知道我是真心尊重他們的現狀，他們就不會再武裝自己，能夠慢慢找回生命的重心。一個擁有重心的孩子，自然能夠愛惜生命、愛惜這個與他相連的世界。」俞萱教過的每一個學生，都成了她一輩子的朋友，沒有失去聯繫和對話。
創傷修復 — — 拉自己一把
回到最初採訪俞萱的動機，是因為讀到她在臉書提到她為學生性騷擾事件出庭作證的心情。我忍不住追問這案件的一些細節。她說她出庭，是為了證明學生在原來就讀的高中受到輔導室老師的性騷擾，而在轉學來到全人之後懼怕男性老師，性情疏離、憂鬱、難以信任他人。這個學生明顯受到性騷擾事件的影響，但法庭上加害人的律師操弄詭辯遊戲，讓俞萱受挫又憤怒。這案件會被揭開，是因為這學生多年後鼓起勇氣說出自己的遭遇。俞萱憐惜地說，學生當時必然遇到困難，所以走進輔導室求救，但那輔導老師卻利用了他的身分位階和權力優勢，剝奪了學生對世界的信任。還好，這學生在多年後拉了自己一把，她的出聲也讓其他的受害學生站出來，一起勇敢揭發創傷，尋求正義。
信任感的剝奪無疑是個巨大創傷，尤其是被你所信任與求救的人所傷害、背叛，可能造成受害人長時間的自我貶低，並對世界充滿了質疑，不是短時間內可修復的。
我問，俞萱那你自己呢？她說，後來得知當年把動物屍體塞進她抽屜的人，只是想表示對她的「喜歡」。
愛與傷害，不就是這麼一線之差嗎？
寫在採訪之後──她的居無與定所
俞萱從體制外的全人實驗中學轉向體制內的偏鄉中學，當她發覺難以憑藉一己之力扭轉體制的困境，於是再度回到體制外的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去實踐「以學生為主體」的啟發式教育。
2017年，懷孕的俞萱也選擇了體制外的生產方式，她在家進行溫柔生產，經歷陣痛的磨難，清醒地迎接她的孩子鄧川的到臨，成為母親。然而，這些年她依然保持移動，2017至2018年，他們回到全人，後來她和先生帶著剛在學步的小川一起前往美國新墨西哥州聖塔菲駐村創作數個月，荒漠的遼闊和空無讓吳俞萱震懾，激發她在創作上更多的對話。吳俞萱也在新墨西哥州唯一的民主實驗學校TheTutorialSchool授課，帶領學員透過一個個漢字觸摸其後的一整個文化身世。不同定點生活取材，保持對生命的警醒，隨時讓自己倒空再注入。30歲以後，她的作品《居無》、《逃生》、《忘形──聖塔菲駐村碎筆》記載了她不同階段的生命軌跡。
2019年，俞萱和先生帶著小川回到臺東的家，陪伴一向支撐她現實生活的母親，直到母親離世。這段日子恍如大夢一場，卻又真真切切。
在我與俞萱往返幾次的校稿中，她傳給我一段有關於她整理自己被霸凌的歷史，非常痛苦也非常驚喜。她寫道：
從前，我總是對那些過去的傷害感到憤怒（同學的捉弄惡行、大人給了我「競爭意識」和「我不夠好」的自我審判習慣、虛偽功利的各種體制使我壓抑自己的真實感覺、我的媽媽認同社會價值就如同成為社會的共犯……），我前進的動力就是為了對抗那些曾經加諸在我身上的東西。「復仇」和「對抗」成了我活下去的詭異動力，我對抗它們的方式就是活成它們反對的樣子：說真話、居無定所、盡可能不仰賴社會既成的體制（沒有宗教信仰、在體制外的民主學校當老師、自己在家水中生產、獨立出版創作……）。為了對抗那些霸凌我的思想和文化風氣，我一直處在緊繃高壓的精神自虐狀態，直到去年我罹患乳癌，在死亡的底線下，我才恍然大悟：外在那些幽靈根本不重要，我長年霸凌了我自己的身心靈；為了好好照顧家人和我珍愛的事物和價值，我得重新認識和愛惜我自己的存在。而上週我的薩滿課作業讓我重新爬梳自己被外在傷害以及被我自己的信念和狹隘視角所自傷的經驗。我的驚喜來自於我發現我在求學階段的反抗（挑釁學校制度和師長所建立的一切，加上青春期的自我內爆，我將這些混亂而強烈的情緒發洩在媽媽身上，完全不跟她說話），即使我什麼都沒告訴媽媽，但媽媽沒有向我說教和叨唸，她默默承受了我的尖銳和冷漠，無聲而細膩地照顧了我的溫飽。我現在發現我能度過那一段日子，其實是因為媽媽給我的愛不用基於對我的理解，而是即使她完全不理解我，但她仍舊無條件地包容我跟我自己的征戰，她放手讓我自己去受傷和痊癒。前年，我為了陪伴癌末臨終的媽媽而辭去工作回到台東，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年，我每天面對她還是說不出任何一句話，只是為她燒飯、為她清潔身體、推輪椅帶她去散步。甚至我對她的許多理解都在她死後才發生，無盡的愧疚和感謝也才自然出現。或許，我曾以為自己受害的「黑暗青春期」，也是我在霸凌媽媽並被媽媽完全承接的「愛的歷程」。當我脫離了原來的視角，從「關注自我」轉為「看見媽媽隱形無聲的支持」，我覺得青春期不再黑暗，媽媽當時給我的光亮，就是讓我心無旁鶩地探索自己和體制的運作，讓我去經歷生命的考驗。
我看著她的作品一本接著一本用各種型式出版，身分越是多重，從女孩、女人，而後成為妻、母親。年輕時的遷徙，從虛數i，雙數2，後成為複數3。小川誕生後，他們時常舉家遷徙，從城市到部落，從山林到田野。現在，俞萱和先生週末帶著小川回到她在臺東太平溪畔長大的家。週間他們帶著小川在花蓮玉里阿美族部落「Pinanaman河邊的教室」共學，一起學習阿美語、種植野菜、在自然的野地生活。這是現在的俞萱愛習自己、珍愛家人、擁抱生命和生活的方式。
（感謝吳俞萱協助本文之校對與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