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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量變邁向質變─科技領域的性別研究

專題:科學學習的性別景觀

謝小芩|清大通識中心教授學務長

Photo by ThisisEngineering RAEng on Unsplash

科技領域最顯著的性別現象,就是女性的低度參與。為促進性別平等與充實科技人才以利經濟發展,歐美各國從 1970 年代起就開始關切女性在科技領域的學習與發展,1990 年代以後更累積許多相關議題的研究,已形成重要的跨學科研究領域。

聯合國、歐盟等跨國組織,各國政府與民間組織也關注女性的科技參與議題,積極發展各種鼓勵女性參與科技領域的方案。例如,美國大學女性協會(AAUW)於 2010 年發表《為何這麼少?女性在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領域》(Why so few? Women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2016 年發表《縮短STEM 的性別差距》(Closing the gender gap in STEM: Drawing more girls and women into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韓國女性發展研究院(KWDI)為UNESCO 所做的《複雜的方程式:亞洲女孩及女性在科學、技術與工程領域》(A Complex Formula: Girls and Women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in Asia )討論 7 個亞洲國家的情形,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的 2015 報告《科學、技術、工程、農學、數學領域的性別平等》(Gender Equality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Mathematics (STEAM): Academic Pipeline Challenges Transferring Knowledge to Practice )等。歐盟研究與創新委員會也從2003 年以來每三年出版《她數據》(She Figures )專書,討論女性在研究與創新領域的處境與表現。拜資訊科技之賜,這些組織的官方報告都可上網取得全文。

關於女性在科技領域低度參與的研究文獻大致包括三大議題,並發展出相應的改善策略。其一為著重於「人才培育」— 亦即如何吸引更多女性選讀理工科系,如何協助她們在理工科系順利就讀與畢業,其相應策略稱之為「修復數字(fix the numbers of women)」;其二為著重於「職涯發展」,旨在探討女性是否繼續留在科技界及其職場處境,其相應的改善策略稱之為「修復機構(fix the institutions)」;其三為「性別化的創新」,是晚近新穎的領域討論性別觀點如何有助於促進科技創新,與其相呼應的策略為「修復知識(fix the knowledge)」。目前,絕大多數的研究仍在探討女性從人才培育的入口端到職涯發展的出口端,長長的教育就業軌道上,女性如何在每個環節、每個階段被系統性排出科技領域的現象,也就是所謂的女性管漏現象(the leaky pipeline)(Rees, 2001; Xie & Shauman, 2003; Blickenstaff, 2005; McDonnell, 2005)。本文也將主要討論這兩個部分,最後介紹「修復知識」的相關研究。

關於「人才培育」,許多研究指出,大學理工科系性別失衡早在入學時即出現,因此建議要從高中及大學不分科教育時就進行相關教育以吸引更多女性就讀理工領域。AAUW 的報告提到,在美國,三十年前學術性向測驗(SAT)中,數學成績超過700 分的學生男女比為13:1,到2010 年男女差距已縮小為3:1,可見有意識的教育有助於具數學天分的女孩充分發揮。《Why So Few? 》研究報告提出三大努力方向。

一、女孩的數理成就、興趣與信心深受環境影響,因此營造一個鼓勵與肯定女孩數理學習的環境非常重要。

二、大學階段,小小改變就能大大鼓勵女性留在 STEM 領域,例如,大學積極延攬女性教授、提供平衡家庭與工作的方案等,都有助於提升大學文化的友善程度。

三、「男理工」文化偏見仍處處可見,限制了女性在 STEM 的發展,這更說明了需要更多女性進入理工科技領域來打破除刻板印象。

一些專業領域協會也積極回應。例如,美國工程教育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揭示其重視多元的目標, 該協會的期刊《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亦多篇文章討論(如Mehalik, Doppelt, & Schuun, 2008)改善女性在工程教育領域的方案。KWDI 所做的亞洲報告,也呼籲提供女孩能刺激(stimulate)其興趣的科技相關科目,確保施教者具備能回應性別需求(gender-responsive)與鼓勵女生學習科技的能力,並制定各種誘因以增加女性在科技領域的人數。

「職涯發展」的研究,則包括科技女性是否從事相關工作、科技女性之工作狀況等。研究發現科技女大生進修研究所的比例低於男性同儕,更低比例的女性進入科技相關職場,且常需面對職場中以男性為常模、視女性為「異類」的不友善工作氛圍。此外,即便女性因「科技領域薪資較高」而選修科技進入職場,但雇主的歧視仍使得她們的經濟報償往往不如預期(Amelink & Creamer, 2010; Lichtenstein, Loshbaugh, Claar, Chen, Jackson, & Sheppard, 2009; Morgan, 2008)。

歐盟的《She Figures》2015 綜合歐洲 30 多國研究與創新(research & innovation)相關統計數據發現,雖然女性在科研領域的表現與處境有所進步,但不平等現象仍然很明顯。例如,2012 年在歐盟國家中,博士學位獲得者中,女性約占40%-60%,但工程與營建博士學位只有28% 為女性,資訊領域更只占21%。2013 年整體勞動市場中,女性工程師與科學家佔了2.8%,而男性佔了4.1%。研究人力方面,2011年只有33% 為女性,且擔任全職工作者的比例遠低於男性;女性的薪資也比男性低了17.9%。在領導階層,性別鴻溝更為明顯,2013 年頂層研究員中只有21% 為女性,而科技領域更只有13% 為女性。調查也發現,在歐盟,男性在爭取研究計畫經費、期刊論文發表時擔任通訊作者、申請專利等方面都比女性有明顯優勢。此外,歐盟也鼓勵在研究中加入性別面向的探討。2012 — 2013 年間,只有社會科學領域比較積極,2010 – 2013 年間約有 6% 社科研究納入性別面向,但成長幅度低;工程與科技領域起步晚,但已有些進展。研究團隊建議,科研機構聘僱委員會組成盡量性別平衡、更有彈性及平衡家庭與工作的安排,提高女性參與決策機制的比例等。

除了對女性參與科技領域的近況與現況研究之外,歷史性的研究也提供我們更具歷史縱深的理解,值得參考。以下分享去年(2016 年)11 月參加韓國淑明女子大學亞洲女性研究院(Sookmyung Women’s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Asian Women)舉辦的「科學與工程中的女性與性別國際研討會」(2016 Women and gender in Science & Engineering)幾篇有趣的研究。

慕尼黑科技大學的科技史教授 Karin Zachmann 考察德國在 20 世紀期間的五個政權下,工程領域的性別邏輯。德國的科技大學在 100 多年前即開始接受女性學生。但是當時的工程領域被視為純粹男性的領域且與戰爭工程密切關聯,女性在工程職場中難以獲得一席之地,只能將學術知識轉化為日常生活技能,用於日常生活中。在威瑪共和期間(1919–1933),工程師被賦予領導社會再造者的任務,科技大學也大幅擴充自然科學與文化相關的科系,但這也使得就讀科技大學的女學生集中就讀非科技的科系。到了國家社會主義政權(納粹)期間,工程與軍事陽剛特質更緊密結合,但此時種族與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力高張,性別隔離反而相對較弱,女性只要服膺國家意志形態也可積極參與工程與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分裂為聯邦共和(西德)與民主共和(東德)個政權。西德政權大致延續威瑪共和時期,工程做為男性領域的意識形態,使得女性難入其門。而東德政權則於 1949 年進行高教重組,建立單科大學,並且強調科技知識的工業生產功能;1960 年代,東德新一波科技大學改革,鼓勵女性進入科技領域,於是女性在科技領域的比例從 1968 的 11% 提升到 1974 的 34 %,但是仍集中於特定科系中。Zachmann 教授透過歷史考察指德國科技領域性別邏輯的變與不變:科技領域的性別參與可以透過專業認同與政策定位而有所改變,而科技工程領域的工匠人(homo-faber)與陽剛形象卻是穩定不變的。Zachmann 認為,唯有透過更多女性加入科技工程領域,才可能打破這樣的刻板印象。

日本科技史學者小川麻里子(Mariko Ogawa)教授考察了日本女性參與科技的歷史。她指出,1945 年以前,日本有九所帝國大學。扣除在臺灣與朝鮮的兩所外,日本本土七所中,除了東京帝大與京都帝大外,其餘五所皆已開始招收女學生,且這些女大生全部主修數理領域,約有半數就讀數學,約四分之一修習生物,其餘在化學、物理、地理學等領域。1927 年日本培養出第一位女性科學博士,1929 年培養第二位,到 1937 年日本已經有 20 位女性博士,且皆在科技領域。可見早在二次大戰以前,日本女性已有相當程度的科技參與。此外,19 世紀末已有日本女性參加醫師執照考試,到 1920 年代初已有超過 700 名女性醫師,並且於 1902 年組成日本醫學女性協會,東京女子醫學校則於 1900 年成立。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內閣於 1945 年通過「女子教育改革指引」,女性也可以就讀東京與京都帝大;1946 年的《學校教育法》將帝國大學改為國立大學;東京大學第一批女性大學畢業生共 17名,其中 15 名主修人文與法律經濟,僅 2 位主修科技,預告了後續大學女性的科系分布情形。另一方面,1959 年日本培養了第一位女性工程博士。

小川教授分析戰後日本高教統計數據發現,直到 2000 年左右,女性主修數學與化學的人數遠高於主修生物者,而超過三分之一的博士學位都集中醫學、藥學與護理等領域。日本女性在學術領域並沒有缺席,但小川教授質疑,為什麼近年來日本雖然產生多達 26 位諾貝爾獎得主,卻沒有一位是女性?要確切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更多扎實的資料與數據,但目前日本相關統計不足,難以做深入的性別統計以切中問題核心。不過,小川教授觀察到,超過半數日本男性研究員的配偶為全職家庭主婦,可以擔任其「隱形助理」;但女性研究員卻難有相對應的家庭條件,需要兼顧工作與家庭。

美國南加大教授 Sue Rosser 長期關切女性在科技領域處境的相關議題,她調查了美國頂尖女性科研人員的工作需求與處境,研究結果某種程度呼應了小川教授的日本觀察。美國國科會於 1997–2000 年間執行「研究與教育領域女性的專業機會」計畫(Professional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i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POWER),獎助了近600 位美國女性科學家與工程師。Rosser 教授分別於 1997–2004 及 2012 年對可說是美國最優秀與成功的女性科技人的受獎人,進行職場經驗與期待的調查研究,調查回覆率超過 50%。年輕受訪者認為最有助於其學術職涯發展的政策前三名依序為:家庭友善政策、延後長聘時限、年輕學者的導師制度;也有受訪者表示,如果夫妻都在學術界,比較能理解學術工作的要求。有趣的是,當詢問資深女性科學家工程師哪些政策最有幫助時,受訪者大都提不出什麼建議,僅有少數建議:領導力訓練(training for leadership)、老年照顧、研究經費補助等。Rosser 教授指出,近半個世紀以來,人們對於如何協助年輕女性進入並留在科技工程領域已經累積不少經驗,也開發出許多方案;但人們對於資深女性科技人的工作與生活處境及需求卻了解太少,而不知道如何發展有效的助益方案。這可能是科技領域仍待大力開發的研究領域。

德國與日本的歷史研究顯示,不論東西方,女性在百年前即開始參與科技學習與工作,只是男性主導的歷史研究鮮少關注,唯有具性別意識的歷史考掘,才能重現女性在科技發展上的表現與貢獻。如果不是女作家 Margot Lee Shetterly 挖掘並著作了《The Hidden Figures 》一書,後來拍攝為電影《關鍵少數》,幾位傑出的黑人女性在美國半世紀來太空科技發展的卓越貢獻,恐怕仍鮮為人知,就是最好的例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歐美政府與民間組織的當代研究則顯示,性別刻板印象與家庭及工作的(不)平衡,仍深深影響著二十一世紀女性的科技參與。基於關於科技人才培育及科技女性職涯發展的研究成果,開發出從「修復數字」,到「修復機構」的性別平等策略,有助於提高女性在科技領域的參與程度。

然而,仍有研究指出,對許多女性而言,在男性主導科技領域中,「成為科技人」蘊含著要放棄女性氣質、或是要放棄社會的母職期待、甚至可能淪為「科技女性花瓶」等等的衝突與挑戰(王雅玄,2017)。如果不進一步檢視科技知識生產過程與科技知識本身所潛藏的性別意識形態,則對女性參與科技的意願與發展空間都可能有所局限。因此,有必要回到科技研究的初衷,叩問:科學研究應該問目的為何?為誰而服務?女性所關切的問題,是否能透過問不同問題的方式,解決目前主流科學方法無法解決的問題?

「性別化的科技創新」研究就是回應上述科技研究的基本關懷,致力於「修復知識」。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史丹福大學科技史教授 Londa Shiebinger 教授與其同事於 2009 年在史丹福大學發起「性別化創新專案」,陸續與歐盟執行委員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及歐盟各國相關組織與科學家進行跨國合作,為科學家和工程師提供生理和社會性別分析的實用方法與具體案例。她們建置了性別化創新網站 Gendered Innovations in Science, Health and Medicine,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 (註1),介紹科學、健康與醫療、工程與環境等領域中,利用性別分析達到科技創新與卓越發展的案例。網站首頁開宗明義指出:

過去三十年的研究顯示,充斥性別偏見的科學研究不僅有害社會,也浪費社會成本。例如,美國在 1997 年至 2000 年間,市面上有十種藥物以會危害生命健康為由,遭到回收,而其中的八種藥物對「女性所造成的健康威脅則遠高於男性」(U.S. GAO, 2001)。在現今市場中,每開發一種新藥物的成本高達數十億美元,然而當藥品療效有瑕疵時,其後果恐為人類帶來更多痛苦,甚至死亡。
再者,性別偏見也會造成錯失市場機會。以汽車工程為例,駕駛座位與駕駛者身形不合時(如,身材矮小者,多為女性,但亦有許多男性),往往會導致更嚴重的汽車事故傷害(參考:汽車碰撞試驗用的孕婦假人)。在基礎科學研究中,若採用不適當的雄/雌性細胞、組織及動物樣本,恐怕也會得到錯誤的實驗結果(參考:幹細胞)。在醫學研究上,長期忽略男性也會罹患骨質疏鬆的結果,將延遲男性患者的診斷和治療,恐錯失最佳的治療時間(參考:男性骨質疏鬆研究)。而在進行都市規劃時,因未收集照護工作的相關資料,結果建造出低效率的運輸系統(參考:住宅和鄰里設計)。我們不能再負擔上述這些因錯誤的研究設計所造成的社會成本了!(蔡麗玲、許純蓓、呂依婷,2016)。

[註1]網址: https://genderedinnovations.stanford.edu/

性別化創新研究將最先進的性別分析融入基礎和應用研究中,期待促成科學/科技的創新發展,增進全體人類福祉。為了廣為分享研究成果,該網站授權翻譯為多國語言。在我國科技部「促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研究」推動計畫支持下及蔡麗玲教授及其團隊的努力下,已有正體中文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直接上網瀏覽。

性別化創新研究將最先進的性別分析融入基礎和應用研究中,期待促成科學/科技的創新發展,增進全體人類福祉。為了廣為分享研究成果,該網站授權翻譯為多國語言。在我國科技部「促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研究」推動計畫支持下及蔡麗玲教授及其團隊的努力下,已有正體中文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直接上網瀏覽。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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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gawa, M. (2016, November). History of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Japan. Paper presented at 2016 RIAW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omen and Gender in Science & Engineering.” Seoul, 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of Asian Women, Sookmyung Women’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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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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