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劃／女性分身－分身女性
曾靜雯｜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由荷蘭導演彼得斯（Maria Peters, 1958-）所執導的《首席指揮家》（The Conductor），於2018年在臺灣上映。影片以荷蘭裔美籍指揮家安東妮婭布麗可（Antonia Brico, 1902-1989）的生涯故事為主軸，描寫她身處壓迫女性的音樂體制，如何靠著對指揮志業的堅持、熱情、努力與追尋，最終贏得成就與聲譽，這部電影可視為古典音樂發展史女性音樂家處境的縮影。相較於其他領域，性別議題在古典音樂較為隱晦。傳統音樂史撰述由所謂「偉大的」作曲家及其經典作品組構（Citron, 1993），大部分人會因感動於這些作品所呈現的美感、藝術性或深刻的人文內涵，而忽略作品創作背後的社會脈絡，具體呈現在女性音樂家代表數量明顯偏低的現象，可溯源自過去女性被排除在專業訓練門檻之外，亦即專業音樂學院不招收女性、不授予女性學生學位、主流交響樂團拒聘女性團員與指揮，再加上音樂評論文本充斥性別刻板印象之論述，諸如運用性別化美學歧視女性，醜化較具音樂才華的女性，皆是女主角布麗可在養成專業指揮家之路走得如此艱辛的背景脈絡。
《首席指揮家》與布麗可其人
本片為指揮家布麗可的傳記電影，主要聚焦在她至柏林音樂院（Berlin State Academy of Music）求學前後，以及創立女子樂團的過程。為求戲劇效果，片中難免加料或放大某些情節，本文首先順沿影片的時間軸線進行探討，另再補充修訂幾個關鍵事件。布麗可自小與養父母從荷蘭移居美國，透過影片前半段的幾次衝突，不難得知她與養母的關係不佳，音樂成為苦悶的生活中最大的慰藉。片中的戈德史密斯老師並無其人，布麗可主修音樂，副修東方哲學與外語，在1923年取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文學藝術學士文憑。她曾師事兩位鋼琴老師，一是大學時期的史坦多夫（Paul Steindorff, 1864-1927），曾為她引薦歌劇院的助理工作；另一是大學畢業後在紐約師從之斯托喬夫斯基（Zygmunt Stojowski, 1870–1946），日後資助她成立女子樂團。即使兩位老師對布麗可的指揮家之路都不看好，但仍支持她的抉擇（Christensen, 2000）。
在1927至1929年間，布麗可負笈柏林音樂院專攻指揮，師事指揮家穆克（Karl Muck, 1859–1940），專攻德國交響曲曲目，片中呈現穆克既嚴厲又溫暖的教學風格，布麗可也成為該校第一位拿到指揮文憑的美國人。1932年返回美國後，布麗可結交了兩位對她生涯具特殊意義之終生摯友：一是她在片中多次提及且景仰的醫師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 – 1965），布麗可曾於1950年遠赴非洲加彭會晤之；另一是芬蘭作曲家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 1865–1957），曾多次邀約布麗可遠赴芬蘭，指揮赫爾辛基交響樂團首演他的作品，布麗可更因而獲芬蘭總統頒贈獎章，表彰她對芬蘭文化的貢獻（Christensen, 2000）。
在男性主導的指揮臺，布麗可靠著努力與堅持，創下許多「第一女性指揮家」的紀錄，包含1930年指揮柏林愛樂暨美國指揮音樂家交響樂團、1938年指揮紐約愛樂暨同年在好萊塢露天劇場指揮洛杉磯愛樂、1940年指揮國家交響樂團、並於歐洲與美國各地城市樂團擔任客座指揮等演出紀錄。因無法在主流樂團取得專職，布麗可在1934年成立紐約女子交響樂團，片中呈現在創團之初，曾得到羅斯福總統夫人的大力支持。該團於1939年更名為「布麗可交響樂團」（Brico Symphony Orchestra），最終於1940年解散。在後半生涯遷居至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布麗可於1947年創立業餘性質之「丹佛商人交響樂團」（Denver Businessmen’s Orchestra）， 擔任指揮直到1985年退休。「丹佛商人交響樂團」後來更名為今日之「丹佛愛樂」（Denver Philharmonic Orchestra），該團在2016年啟用新的駐團場地，並把舞臺命名為Antonia Brico Stage以紀念之。
在1973年首映之紀錄片《安東尼婭：一位女性的畫像》（Antonia: A Portrait of theWoman），由民謠歌手、同時也是布麗可的鋼琴學生柯林斯（Judy Collins, 1939-）與導演葛美露（Jill Godmilow, 1943-）聯手製作，獲1974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片獎提名，以女性主義觀點詮釋，忠實呈現布麗可一生的處境，如何衝撞音樂界存在已久的性別偏見，成就音樂史上的重要篇章。布麗可終身未婚，於1989年病逝於丹佛當地療養院。
古典音樂的性別化美學
片中布麗可昔日鋼琴教師（虛構人物戈德史密斯）在得知她籌組女子交響樂團，嘲諷說出「女人不會吹長號及小喇叭」、「布麗可絕對找不到會打定音鼓的女人」。就如同其他領域常見的性別化指涉，將女性固著於「陰柔特質」（feminine）、男性固著於「陽剛特質」（masculine）的標籤，也常見於古典音樂的評論或報導。最常見的議題是「適用的樂器」，女性被認為適合演奏鋼琴、木管及豎琴等較具陰柔特質的樂器，男性被認為適合演奏鼓及銅管等較為陽剛的樂器（曾靜雯，2011）。許多樂團在開始招收女性團員初期即顯示這種傾向，例如倫敦女王廳管弦樂團在1913年招聘的首批女性團員是6位小提琴家，柏林愛樂在1982年招聘的首位女性團員是豎笛家，維也納愛樂在1997年招聘的首位女性團員是豎琴家(Nayeri, 2019)。
另在布麗可首次登門拜師習琴，該師力勸：「放棄音樂學院的夢想吧，聽我一句建議，找個人嫁了，生孩子吧」，也反映出古典音樂史上長期存在的職業化性別區隔（occupational sex segregation），男性被認為適合擔任作曲家、指揮家、獨奏家等專業性角色；女性被認為適合擔任音樂教師，而學鋼琴是為了教學與累積婚姻資本，毋須再鑽研高階演奏技巧。除此，樂種類型（genre）亦指涉性別化階層之意涵，藝術歌曲、器樂小品被視為是「小規模」的樂種，具陰柔特質；交響曲、歌劇、協奏曲被視為較「高階」且創作技法門檻較高的樂種，具陽剛特質(Bowers, 1990)。過去音樂學院不招收女學生，是基於認定女性不適合學習所謂較嚴謹、理性與複雜的創作技法，亦即片中「女性音樂家程度拙劣」的論點。此處所指之「拙劣」可能是性別歧視，亦可能是在無法如同男性取得高階技法訓練的門票，有許多女性作曲家的作品類型的確囿限於歌曲或獨奏器樂曲，這也是獨尊「創作大師」的音樂史不斷排除女性作品的根本原因。因此音樂史必然得用新的觀點，重新考掘樂曲創作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並納入女性音樂家的生涯與處境。
指揮臺上的性別政治
古典音樂的展演涵蓋細緻的分工環節，從作曲、各種樂器演奏與理論分析皆術有專攻，而「指揮」這門專業始於19世紀，早期的指揮家多為作曲家本人演出自創作品。隨時代與美學風潮變遷，大型管絃樂作品的結構日趨複雜，演出編制愈形龐大，終發展出專責統御排練與演出的指揮家角色。此時期的指揮人才多經由專業音樂學院養成，完成學位後自然而然進到職業交響樂團擔任指揮。樂團指揮家的形象被塑造為權威、偉大、完美，與女性被賦予刻板的陰柔特質是相互衝突的，因此女性從未受邀擔任樂團指揮，輿論亦不認同女性指揮家的存在，如同片中「從沒聽過有女性指揮家……女人不可能成為指揮家」之言論；前述分析指出歌曲屬陰柔特質，因此女性所能參與
的指揮領域多為合唱團，或在學校擔任音樂教師指揮學生團隊；19世紀晚期開始出現女性樂團指揮家，如法國作曲家暨指揮家艾赫特薇亞朵（Louise Heritte-Viardot, 1841–1918）指揮斯德哥爾摩交響樂團，美國小提琴家暨指揮家妮可拉斯（Caroline B. Nichols, 1864–1939）指揮波士頓女子交響樂團，都只能受雇於業餘性質的樂團（Neul-Bates, 1987; Reich, 1991）。
在女性能成為主流樂團的專任指揮之前，女子樂團的成立是美國獨特的音樂現象，起因於1871年維也納女子管弦樂團訪美演出，帶動美國女子樂團設立風潮(Ammer, 2001)。由於當時新設音樂院所培養的女性音樂家，在取得學位後仍被拒於全男性的職業樂團，女性樂團成為一座另類舞臺；此外，為女性音樂家爭取專職工作，亦由當時女性參政權運動所倡議，上述原因都促成女性樂團蓬勃發展，在1920至1940年代之間達到高峰，全美成立了將近30個女性交響樂團(Neul-Bates, 1987)。當時最重要的兩位女性指揮家為列金絲卡（Ethel Leginska, 1886–1970）與布麗可，都締造了輝煌的指揮事業
(Ammer, 2001; Edwards & Lassetter, 1991)。二戰結束後，女性演奏家有更多的機會進到主流交響樂團，女子交響樂團式微，女性指揮家也失去舞臺。即便到了今日，根據知名古典音樂統計網Bachtrack所公布2019年之世界百大活躍指揮家，僅有八位是女性(Bachtrack, 2020)，對照該網站於2013年所公布的數據僅有一位，雖有小幅進步，然而女性指揮家代表數量仍與男性有極大差距。
結語
布麗可的生命故事無疑是動人的、鼓舞人心的，面對性別壓迫，她仍執著追夢，創造舞台，另闢蹊徑，走出新路。女性因自身性別而無法在過去的年代取得主流樂團專任指揮的職位，在人人都能進到學院接受專業音樂教育的今日，性別歧視與打壓多已不復存在，然而在面對婚姻或母職的生涯抉擇，音樂領域的職業化性別區隔現象依然可見。當「第一位女性」這種榮銜不再出現，也就是不分性別的所有音樂人皆能在友善的大環境公平取得專職的那日。
參考文獻
- 曾靜雯(2011)。音樂教育性別研究的範疇與議題探析。藝術研究期刊，7，133–162。
- Ammer, C. (2001). Unsung: A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n music. Portland, OR: Amadeus Press.
- Bachtrack. (2020, January 7). The eroica year: The Bachtrack classical music statistics for 2019. Bachtrack.https://bachtrack.com/classical-music-statistics-2019.
- Bowers, J. M. (1990).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the field of musicology: I. College Music Symposium, 29, 81–92.
- Christensen, L. E. (2000). I will not be deflected from my course: The life of Dr. Antonia Brico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Denver. http://digital.auraria.edu/content/AA/00/00/17/43/00001/
AA00001743_00001.pdf - Citron, M. J. (1993). Gender and musical can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wards, J. M., & Lassetter, L. (1991). North America since 1920. In K. Pendle (Ed.), Women & music: A history(pp.211–257).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Nayeri, F. (2019, December 23). When an orchestra was no place for a woman.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 ny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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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ich, N. B. (1991). European composers and musicians, ca. 1800–1890. In K. Pendle (Ed.), Women & music: A history. (pp.97–141).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