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企畫 /「媽」的力為校苦力: 多元家庭與家長的子女學校教育參與
唐文慧│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教授
我對志工媽媽「現象」的好奇其實來自個人困擾，自從孩子進入小學就讀後，忙碌的我內心總是有股焦慮與罪惡感，尤其在開學初，學校經常會對家長發出志工召募通知，那時我總感覺矛盾地問自己，身為職業婦女忙碌的我，真的還有時間可以去學校擔任志工嗎？如果沒有到學校幫忙，是否會被認為不是位「合作的家長」，不能算是個「好媽媽」？
最後，我的確非常努力擠出時間，在一次校慶運動會的時候，報名擔任志工，到兒子班上幫忙，我記得很清楚，老師對於我的熱心表示感謝，但是我也感覺她不知道究竟我可以做些什麼，最後，讓我去協助小朋友掃地。當時我心裡有點懷疑自己，比較起來，不管颳風下雨，每天固定時間到校門指揮交通的「導護媽媽」，似乎更令人佩服，覺得跟她們比起來，自己的付出實在太少。
現象討論：小學的志工「媽媽」比「爸爸」多？
有天早上，我在學校遇到另一位「志工媽媽」，她非常興奮的說：「這學期我們的晨光時間補救教學來了一個志工爸爸，真的不簡單耶！」她的說法開始引發我的好奇，學校有那麼多志工媽媽穿梭忙碌著，但為何志工爸爸卻如此稀少？我們究竟如何看待「性別化」的志工媽媽現象？回顧過去教育改革者呼籲「家長參與」對子女學習與整體社會所帶來的好處，但卻較少從「性別與階級」交織的角度切入，探討為何「家長參與」多為「媽媽參與」，並且特別是「家庭主婦」的參與？之後，我對志工媽媽現象開始充滿好奇，遂以「社會學」的「性別之眼」開始觀察起在小學校園，特別是公立小學的「志工媽媽現象」。因此，在此，本文要分享一些我的觀察與反思。首先，我發現瞭解志工媽媽「現象」不僅要觀察訪談這些媽媽，也需要瞭解學校的「家長會」組織，行政人員、老師與校長；更進一步而言，我認為應該將志工媽媽現象放在更大的「社會場域」中來進行探討。我的好奇是：為何近20 年來，「志工媽媽」成為小學校園中「家長參與」的重要方式？為何校園處處可見的家長志工多為母親，而不是父親？並且這些媽媽多為中產階級家庭主婦，之後我發現，「志工媽媽現象」背後事實上呈現了性別與階級交織的「不平等」陷阱。
志工媽媽：是「主動的」還是「不得不」？
目前臺灣社會對所謂的「志工媽媽」還有許多其他的不同稱呼方式，例如：義工媽媽、愛心媽媽、導護媽媽、晨光媽媽、故事媽媽、大愛媽媽、彩虹媽媽等，本文則用「志工媽媽」來通稱她們。當我檢視臺灣的志工服務統計資料後發現，全國的志工當中，約有七成為女性，其中以「家庭主婦」為多數，而「學校」是女性最常從事志工服務的場所，並且西方社會也有同樣的現象（Hayghe, 1991）。簡而言之，女性擔負著我們的社會中許多「無償的」志工勞務，然而這是因為女性生來樂於助人，不計報酬嗎？試問，究竟這是女性「主動的」還是「不得不」的選擇？換言之，為何母親比父親更願意付出時間，投入孩子學校的志工服務？
學者認為，志工媽媽的參與對家庭主婦帶來許多好處，這是她們獲取社會資本的手段，透過成為志工的過程，能夠結識其他家長以及學校老師，不僅擴大個人的社會網絡，也可替小孩或自己累積更多的資源。Putnam （2000） 則以「社區」為出發點，認為志工媽媽的參與可視為一種公民對社區事務的參與（civic engagement），有助於社區內的凝聚與社區外的連結，進而提升學校及社區整體的社會資本，改善學校教育品質，促進社區的生活品質。但我認為這樣的說法仍然無法解釋：為何大多數是母親，而不是父親選擇進入校園擔任志工，母親是自願還是不得不？因此，我認為「性別」是一個需要被看見與分析的角度。
家庭性別分工：「母職任務」延伸至學校
根據我的觀察，許多母親會選擇進入校園擔任志工，是「個人與結構」交織互動下的行動選擇。換言之，個人的角色認同與母職的社會期待會影響母親的志工行動。從「個人」的角度，Brown（1998） 認為，媽媽會進入校園進行服務，主要是「時間」因素。他研究美國小學校園裡的志工家長，也同樣發現母親為多數的現象，但這並不能解釋，為何有些有時間的家庭主婦，卻沒有進入校園擔任志工，然而也有許多忙碌的職業婦女會在有空的時候，甚至請假去擔任志工？因此，可解讀為是根據個人對志工價值的認同而有不一樣的行動選擇。
針對志工媽媽現象，Blau（1976） 發現，女性選擇參與的志工活動，多數都以和家人相關的地點為主，特別是跟隨著孩子而參與。Shelton（2006）也同意 Blau 的觀點，認為女性參與志願服務的原因，經常是為了照顧孩子，是「家庭照顧的延伸」。
但從經濟的角度，學者認為，有些女性因為沒有外出工作，缺乏自己的收入，因此家庭主婦便會以家務和子女的照顧，來展現其對家庭的貢獻（Folbre, 2001）。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對臺灣女性勞動力參與率調查發現，女性 29 歲以後，勞動參與率有開始下滑的現象，顯示婦女會因為婚育而選擇退出勞動市場或轉換職業身分，降低勞動市場參與。因此，離職的婦女便成為志工的重要勞動力來源，性別化的家務分工，同時影響了「家長參與」成為「母職延伸」的一部分。雖然經濟依賴可能是家庭主婦成為志工媽媽的因素之一，但不僅是家庭主婦，即使是職業婦女，仍然比丈夫負擔更多的無償家庭照顧工作，甚至必須延伸至家庭外的勞動，因此可以發現，縱使是職業婦女，許多也會擔任孩子學校的志工（Shelton, 2006），因此家庭中的「性別角色分工」也必需納入考量。
「社會結構」層面：母親的「有限選擇」
再從「結構」層面來看，勞動市場的結構影響女性投入職場的程度，England（2005）分析母職造成職業隔離現象，強調「個人與結構」互動，她認為造成職業性別隔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勞方內化傳統性別角色的關係，另一方面，則是資方在雇用女性後，表現出歧視的態度，兩者互為因果。因此，志工媽媽的學校參與，是個人在結構限制下所發展出的認同與行動的「有限選擇」。
Stone（2007）研究美國一群退出職場高階職位的專業女性，如律師、醫師、經理、教師、工程師等，發現這群女性由於工作要求與子女照顧產生衝突，在工作與家庭的雙重束縛（double bind） 之下，決定退出職場，並強調這是「自主的」選擇，然而 Stone 卻認為，這是結構限制下「不得已」的選擇（choice gap）。Stone 發現，這群高教育成就的職場高階女性一旦退出職場，多會選擇與離職前所從事之工作內容相關的兼職或志工服務，並將志工角色與母職做結合（Stone, 2007）。從這些高階職位女性們的敘說中發現，她們內化了主流勞動市場男性經驗為中心所形成的工作規則，並不挑戰其對女性就業的不利，並認為退出職場是「自己的選擇」，這種說法其實是母親所採取的一種認同轉換的策略，藉此肯定主婦的角色認同與生活安排的選擇。
「母職論述」的迷思：「好媽媽」或「自私的媽媽」
從中產階級「母職論述」的角度來分析，Griffith and Smith（2005）（呂明蓁，林津如、唐文慧譯 [2007]）檢視西方當代主流的文化，認為「中產階級」母親會一直被「母職論述」（mothering discourse） 驅策著，她們依照最時興的育兒忠告，學習如何栽培孩子，幫助其在學校成功。因而在這種母親特殊主體性不斷地被社會和學校教育所召喚的狀況下，使得社會生活中的統治關係（ruling relations）中，男性成為行動者與主體，而女性經常容易被導向孩子的教育，再透過母職論述，驅使她們「主動地」致力於為孩子的學校服務。這種論述系統性地針對女性設計出一套規則，讓家庭內的母職工作必須與公立學校系統的教育工作做出協調和配合。母職論述將母親的無償勞動力置於次等地位，並將她們的生活牽制於孩子的發展過程與學校教育，因而使得母親們「不得不」自願地到孩子學校去從事志工工作，因為她們一旦違反這套主流論述，便需冒著被批判的風險，被認為不是個「好媽媽」，或成為被大眾譴責的對象，成為所謂「自私的媽媽」。母職論述也使得女性不斷地得在家庭甚或社會中付出時間，被要求需履行無償勞動，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地喪失了其主體性，最終淪於不利的社會地位。
校園家長參與：性別權力不對等
再從「性別與權力」的角度，研究發現家長參與學校運作的背後，也呈現性別與權力不對等的現象，例如，張彥婷（1999） 研究發現，臺灣的女性家長參與學校時，其表現出的行為特徵，往往是以家庭優先、孩子第一，家庭與母職為她們生活中的第一順位。就參與的學校事務內容來看，相較於男性家長，女性依然只是輔助者，甚至有權責不符，「掛名者不做事、做事者不掛名」的現象。例如，家長會的幹部，男性人數遠高於女性，但是付出時間和勞力較多者則為女性家長，意即男性掌握權力，屬決策型的參與，而女性多數提供勞力，是事務型參與，校園志工或家長參與的權力關係，男性支配、女性從屬的性別配置與權力關係，也在家長參與和志工媽媽的投入上，看見其複製了父權社會傳統性別文化與分工的現象。
社會階級與資本：個人－家庭－社區的互利關係
前述的觀點主要將婦女的志工參與放在性別及其衍生的母職角色來看，充滿了批判的角度，然而 Bourdieu （1986） 將社會資本界定為「團體中的成員身分、或相互熟識的制度性網絡之連結中，所蘊含的資源」，Coleman （1990） 則從「理性選擇」的角度，重新界定了社會資本的意涵，將社會資本視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之外的第三種資本，存在於社會關係中，得以維繫交換的資源。社會資本也可界定為個人的資源，一種基於未來市場中報酬的預期，而使得人願意在社會關係中做出投資（Lin, 2002），Putnam（2000） 則將社會資本視為由社區成員共同參與公共事務、建立人際連帶所建立的社區公共財。認為一個社區、乃至社會資本的多寡，將影響社區中成員的福祉，然而這種效應無法切割到個人，必須由社區集體共同來創造。
家庭社會資本與學童成績的正相關
另外，在教育社會學的領域中也發現社會資本影響學童成績。Coleman （1987）將家庭內外的社會關係，視為影響學童成績以及表現的關鍵因素。延續 Coleman 的關懷，Hayghe（1991） 等繼續聚焦在學童學業表現，也指出了家長的社會網絡對兒童學習的重要性。在國內學者方面，一系列關於家庭社會資本對學童成績影響，證實了社會資本的效應（周新富，2004，2006；周新富、王財印，2006），發現家庭內社會資本是世代之間資本傳遞的重要機制，同時家庭內社會資本是家庭背景，以及家庭結構影響學童表現的顯著中介變項，證實了 Coleman 以來，認為社會資本有助於學童學業成就表現的論點。
志工媽媽現象的再討論
因此，對於志工媽媽現象，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繼續深入探討，究竟這群母親投入孩子的學校志工，是「小愛還是大愛」？帶來的是「利己還是利人」？與前述從性別不平等角度出發不同，社會資本的觀點認為志工媽媽提供了女性，特別是未就業專職主婦擴大其社會網絡，以及參與社區事務的機會，提供了家庭所無法提供的網絡資源以及社會舞臺，對於女性，尤其是母親，擔任志工無償勞動一事，採取較為正面的態度。正如研究指出，參與學校志工的女性並不一定只是為了幫助孩子，因為參與也會為母親自己帶來好處，例如 Stone （2007）的研究發現，回歸家庭的高階職位的職場女性，離職成為全職母親後，其參與學校志工的原因，除了為了自己的孩子外，其實也企圖在離職後維繫其專業形象，並繼續展現其自我與專業能力，一方面填補離職後生活的空缺，也能幫助孩子在學校成功。她們將志願工作當成「第二種職業」，這種「專業媽媽」（professional mother）的自我定位與角色展演，不但可以提昇自我、肯定自己的價值，同時也利用其專業形象來展現其優質的母職行動。Brown（1998） 研究美國的志工媽媽，發現她們會利用參與學校的機會，跟老師學習教學技巧，以便做為自己未來從事教師工作時的準備。因此，擔任學校志工除了能了解學校的運作方式幫助孩子，發揮專長維繫自我認同外，還能夠提昇個人的人力資本，並非如女性主義學者所批判的，志工工作一定會對女性的社會地位造成不利的影響。
小結：從志工媽媽「現象」看見「性別與階級」交織的不平等
然而不可否認，能夠至校園擔任志工媽媽者，多為社會地位較為優渥的中產階級家庭裡的母親，女性主義社會學家 Smith（2005） 研究加拿大不同社經背景社區的兩所小學，發現在家長的社經地位較高的學校，擁有較多的家長參與，並且中產階級的家庭主婦，相較於勞工階級，較能付出心力，從事許多學校教育的「背景」工作，配合學校對孩子的要求，讓孩子能在學校充分學習，學校能夠順利運行，進而不斷提升孩子和學校整體的教育水準。而另一個低社經地位學區的學校，則因為父母都需外出工作，便無法像中上階層家庭的母親，能提供孩子全時的照顧，協助孩子達到學校的要求，因此，學校老師往往因而主動降低對學生的學習期待，導致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學校整體表現都較弱，從而繼續複製不利的階級位置。因此，家長參與低、志工人數少、資源不足、凝聚力弱、缺乏社會整合，低社會資本是這些弱勢家庭為主的學校之樣貌。Smith 因此批判「教育改革」的背後，是一個維繫中上階級利益的民主假象，「家長參與」其實就是「母親參與」，也造成「性別與階級」交織的社會不平等。
總而言之，臺灣過去的教育改革過程當中，對於「性別與階級」交織的不平等仍缺乏更為深入的探討，以上的觀察與反思，期待可以提供給校園第一線的老師與行政人員，與國家的教育政策制定者，關於家長參與與志工政策制訂時的一些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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