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企劃 / 網路科技中的性別暴力
廖珮如｜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前言
數位科技讓當代的網路使用者，能夠隨手使用手機捕捉霸凌、暴力事件的發生過程，即時上傳至社群媒體，引起社會大眾關注，甚或是正義之士大舉肉搜、出征加害者。數位媒體已成為旁觀者與當事人生產、消費與分享創傷經驗的管道，同時也是倡議團體或人權運動者書寫、產製創傷故事用以倡議的平臺。本文欲針對創傷數位化(the digitisation of trauma) 的概念，提出一些討論數位時代創傷與療癒的面向，期待能在本期探討數位性暴力的主題中，構思更細緻的數位環境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 概念。
「每次有什麼性侵的新聞出現，我就盡量不要看臉書。」
─ 倖存者 A 子
A 子是一名性侵事件倖存者，創傷事件發生後，A 子的情緒時常擺盪於兩極之間，時而解離、時而積極躁動，時而麻木、時而情緒滿溢。身處任何環境都感到不安全，夜晚怕黑經常失眠做惡夢。A 子尚能勉強應付生活，漸漸地她發現跟性侵或家暴相關的新聞出現時，她的情緒就會開始滿溢，感到憤怒和無助，想大吼又沒有力氣。社會大眾越來越關注性別暴力議題的情況下，她常常在朋友轉發相關文章時覺得分外孤單，再度陷入受暴時那種孤立無援的情緒中。
A 子知道朋友們不了解被性侵是什麼感受，也了解朋友們出於正義感的憤怒，對於社會充滿惡意的言論也不以為怪。但是，那些新聞和評論就像黑洞般把A 子吸到深不見底的情緒漩渦裡，怎麼樣都爬不出來。「我後來就取消追蹤那些人( 性別倡議的粉專) 了，不去看之後，我覺得身心狀態穩定很多。」A 子為自己找到情緒黑洞的停損點，她開心地說透過取消追蹤某些粉專、臉友，增加娛樂性質的追星追劇粉專，她為自己創造一個有安全感，不會暴露於傷害與情緒重演的數位環境，也因自己開啟復原的小小一步感到充
滿力量。
赫曼(J. Herman) 在《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 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2018) 書中指出，創傷復原的第一階段是重新尋回倖存者的安全感。
由於生活中的創傷事件，無可避免地會對周遭的人際關係造成損害，因此在
倖存者社交生活圈中的人們，將有能力左右創傷的最終結果。他人的支持反
應(supportive response) 可能足以減輕事件的衝擊，敵意或負面的反應則可能會加深傷害或惡化創傷症候群。( 施宏達等譯，2018，頁118)
新聞媒體報導性別暴力事件( 諸如兒虐、性侵、性騷擾等) 時甚少加上警語，警告觀眾或讀者該則新聞報導的內容包含觸發倖存者創傷的內容。自新聞媒體報導後，社會上的道德企業家(moral entreupeneurs) 或議題倡議者便紛紛投書深入探討該事件的各種面向，相關評論則毫無預警地流竄於社群媒體平臺。倖存者打開社群媒體時，無可避免地接觸到相關新聞、文章或評論，觸發其創傷經驗，加劇情緒與記憶的重演(flashbacks)。倖存者身處充滿創傷相關內容的數位環境中，彷彿再度置身使他們當初受創的情境。即使是出於善意或正義感分享的文章，亦可能帶來倖存者的二度創傷。創傷的數位化一方面提供一個能夠言說與分享創傷經驗的空間，讓他們的經驗更廣為人知；另一方面，也可能讓倖存者置身於惡意評論的檢視、侵害隱私的公審肉搜、觸發創傷的危險情境。
「有些網路評論者描述、分析其他人的創傷經驗時，字裡行間的同情和
過度悲憫讓我很生氣。」
― 倖存者 B 君
B 君一如許多男性倖存者，他成年後說出童年遭受家中長輩性侵的經驗時，向來信任的老師回應，「男人不會被性侵！」B 君感到困惑，他的經驗符合課堂上老師說的性侵害、強制性交，但是老師卻用理論否定他的經驗，「男人真的不會被性侵嗎？」便利的數位科技讓B 君有機會接觸到各種社群，希望能透過不同社群的倖存者經驗分享、倡議者的評論分析來了解自身經驗。這過程中，B 君甚少談論或分享自身經驗，興許是過去被否定的經驗，提醒著他並非所有環境皆足夠安全。
B 君在社群媒體上看每次性/ 別暴力＊事件發生後 ，網友們的義憤填膺，專家評論那些事件，常常感覺到「好像大家只想停留在可憐受害者、保護受害者的階段，沒有人想聽聽受害者如何復原、以什麼方式復原。」他的受創經驗無從訴說，緩慢的復原歷程一次次被他人詮釋、代言。他似乎不是受苦的主體，只是他人談論的客體。
＊ 本文撰寫於行政院性平會公布數位 / 網路性暴力定義之前。為尊重作者( 亦為本專題企劃主編) 原意，保留「性/ 別暴力」一詞，詳見〈專題引言〉第 12 頁說明。
赫曼指出創傷復原的第二階段是重建倖存者的創傷敘事(trauma narrative)，倖存者在安全的人際環境下，透過創傷敘事來整合創傷經驗，以重組倖存者的個人生命史。( 施宏達等譯，2018)
心理創傷的核心經驗是權能喪失(disempowerment) 和失去連結(disconnection)。因此，治癒傷痛的基礎在於對倖存者進行賦權增能和創造新連結。( 施宏達等譯，2018，頁225)
數位環境提供一個快速方便的「說故事」(storytelling) 平臺，打破前數位時代(pre-digital age) 中阻礙倖存者復原的創傷沉默(traumatic silence)，讓倖存者能夠在肉身所處的物理空間中，運用數位工具敘說自身經驗。然而如上節所述，社群媒體不必然是一個安全的人際環境，創傷經驗數位化亦會帶來負面影響。數位媒介的創傷處理過程可能讓倖存者更不容易自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中復原，也可能如上段所說，因為暴露於媒介化創傷(mediatised trauma) 中而造成更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
性/ 別暴力事件的受創者不僅僅是「受害者」(victims)，亦不只是「倖存者」(survivors)，我們需關注的不只是受害者的人權，更應該從心理韌性(resilience) 的角度看見倖存者的能力與需求，看見他們身為人的能動性(agency) 與行動力。讓受創者重新感受到能夠掌握自己的生命主導權，是啟動創傷復原的關鍵，這包含創傷經驗如何敘說、以何種方式詮釋，重整創傷敘事是為了復原。在當事人準備好之前，創傷敘事不應為任何人的任何目的服務，社群媒體的便利性往往讓人輕忽，倖存者的創傷敘事於其復原過程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即便是數位化的創傷敘事也需在受創者感到安全、信任的環境下進行。教育工作者應謹慎使用受創經驗的文本，若文本帶來的消極同理心建立在讀者的恐懼之上( 害怕成為受害者)，將無法引發人們積極行動，促成社會正義。較佳的教育策略應為引導學生辨識讀者與文本之間的權力關係，促使學生擔負起傾聽的責任，探索那些壓迫受害者，使他們無法發聲的權力關係(Boler, 1997)。
「XX 事件引起社會注意之後，我們接了好幾個情況類似甚至更慘的個案，常常看到網路上XX 事件的討論，眼淚不由自主就掉下來。」
─ 社福團體 C 工作者
C 工作者在一次重大的性侵害事件捲起社會大眾長時間的討論後，提到新聞效應對一般民眾的影響。新聞媒體不斷播送該新聞事件，專家學者或實務工作者於報章雜誌或是社群媒體發布評論。曾有類似經驗的民眾意識到自己的經驗是不當對待後，有些人會尋求助人者的協助。C 工作者便在一次重大新聞事件後，接到與報導事件高度相似的案件。當遙遠的新聞事件成為日常工作的真實時，新聞和社群媒體上的評論、討論都成了C 的夢魘。
C 的日常工作需要蒐集新聞媒體和社群媒體的相關事件，觀察相關團體或粉絲專頁對社會事件的討論，並且幫組織撰寫相關倡議文章。C 會反覆看到性創傷相關的文章或影像，螢幕上的文字影像，對 C 和他的個案來說，遙遠得好不真實。C 察覺到自己在這過程中會不自覺掉眼淚，開始在工作時迴避讓他不舒服的文章或討論，自覺地組成處境類似的工作者支持網絡。然而，C 也意識到服務的單位「好像沒有這種『替代性創傷』的概念，我們嘛…就這樣……『你能力不足，不適合這份工作。』大家好像也習慣這樣，問題都是我們能力不足、抗壓性不足，反正都是我們不好啦！」
赫曼談受創者的復原歷程時，也關照治療師與受創者之間的關係。( 施宏達等譯，2018)
精神創傷是具傳染性的。治療師在為災難或暴行作見證時，有時情感上會顯得無法負荷。她體驗到和患者一樣的恐怖、憤怒和絕望感，只是程度稍低。這種治療師對病患的移情現象，就是所謂的「創傷性反移情作用」(traumatice countertransference)，或稱為「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tization)。( 施宏達等譯，2018, 頁236)
過去在媒體組織、人權團體或人道組織工作的人，可能在其肉身處第一線接觸創傷事件時才會出現 PTSD。然而，目擊媒體(eyewitness media) 盛行促使創傷的數位化，讓這些單位的工作者不需身處特定場域，於日常工作中透過電腦或手機螢幕便會頻繁接觸創傷事件的影音資料，此一過程容易造成第一線工作者的替代性創傷。截至目前為止，上述領域的組織尚未建立完善的管理流程和工作流程，以確保第一線工作者免於數位影像帶來的替代性創傷。根據 Dubberley, Griffin, & Bal (2015) 針對媒體工作者、人權團體和人道組織工作者所進行的研究，反覆暴露於創傷影像、非預期地閱覽創傷影像、主動搜集和剪輯創傷影像等工作流程，皆造成工作者的PTSD。人權團體和人道組織工作者的日常工作雖為倡議人權及保護人權，組織內部對於工作者卻缺乏事前訓練及處理替代性創傷的機制。
數位環境滿溢著性/ 別暴力相關的新聞、目擊媒體、創傷敘事等等，亦可能讓處理相關事件的工作者反覆暴露於創傷資訊下，形成他們的PTSD。Dubberley 等人(2015)的研究則分三個面向提出建議：
（一） 組織工作者：充實替代性創傷的知識，建立自我照護計畫，尋求心理健康資源協助。
（二）組織管理階層：了解目擊媒體與替代性創傷對工作者的影響，建立具備創傷知情機制的工作流程，引介心理健康資源作為組織後援。
（三）教育單位：教育學生未來的職業可能帶來替代性創傷，與專業人士共同規劃辨識、覺察與自我照護的創傷知情課程。
結論
近年來，臺灣社會激烈辯論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同時，性平教育與性別暴力防治議題亦引起社群媒體眾多討論，兒虐、性侵相關的新聞事件容易在社群媒體引發群眾討論。我們可以看到社群媒體中流竄的同婚假訊息與刻意抹黑對性少數族群帶來集體創傷，另一方面也能看到性/ 別暴力事件的受創者使用社群媒體分享他們的創傷經驗。網路空間中與創傷相關的內容究竟對使用者和受創者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目前仍是嶄新且未有太多學術討論的領域。
在性/ 別暴力防治的倡議路上，我們時常聽到不同的創傷敘事，接觸各種類型的受創者，看見性創傷對人帶來的影響。但是，我們較少討論創傷事件的報導或討論對受創者復原歷程的影響，也很少討論創傷敘事在何種情境、何種條件下出現，對受創者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甚至忽略創傷事件的相關報導對第一線的助人工作者、倡議者帶來的心理狀態影響。希望本文能夠開啟數位時代創傷與療癒的討論，讓我們在倡議性/ 別暴力防治的同時，更加溫柔看待受創者復原歷程中的挫折與喜悅，減低數位科技便利性帶來的敵意與傷害。
參考文獻
- 施宏 達、陳文琪、向淑容( 譯)(2018)。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 原作者J. Herman [ 茱蒂絲·赫曼] )。新北市：左岸。( 原著出版年：2015)
- Boler , M. (1997) The risks of empathy: Interrogating multiculturalism’s gaze. Cultural Studies, 11(2), 253–273.
- Dubb erley, S., Griffin, E., and Bal, H. M. (2015). Making secondary trauma a primary issue:A study of eyewitness media and vicarious trauma on the digital frontline. http://eyewitnessmediahub.com/uploads/browser/files/Trauma%20Report.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