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企劃／網路科技中的性別暴力
余貞誼｜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Monica Lewinsky 走過發生於 1998 年的白宮政治風暴與「不正當關係」(an inappropriate relationship) 之醜聞，2015 年在 TED 演講重新帶領聽眾體驗那場風暴(Lewinsky, 2015)。當時新聞在網路上爆發後，一夜之間她就從一個私人的個體，變成被全世界公開羞辱的對象，「轉瞬間成為在全世界失去個人名聲的零號病人(patient zero)」。她指出，這場由科技促成的公審，帶來一批虛擬的投石者暴民，將注意力和批評投注在她個人( 而非事件) 身上，大量談論她，張貼她的照片，為她貼上淫婦、妓女、蕩婦、笨女人的標籤，但幾乎很少人真正認識她，並且意識到她是一個有軀體、有靈魂且完整的個體。Lewinsky 表示，17 年前我們還無法為這樣的現象命名，但現在我們已知道該如何呼其名，就是網路霸凌(cyberbullying)。
Lewinsky 所經歷的當下，是個社群媒介尚未蓬勃的年代。時至今日，隨著社群媒介已滲透於日常，上述的情事幾乎每天都有可能發生在公眾人物和一般人身上。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2018 年的調查便指出，美國青少年中有 59% 都遭遇過網路霸凌的經驗。不論是男孩和女孩都會遭遇線上騷擾，但女孩更容易成為被散布線上謠言或傳送非經許可之露骨訊息的對象(Anderson, 2018)。而將眼光放到東亞，日本、韓國、臺灣皆有女藝人因飽受網路霸凌之苦而結束生命的案例；即使是一般人也會因為義憤事件而成為網路公審的對象，如 2017 年便有一名被無辜捲入臺北女模命案的女性，在尚未澄清嫌疑之前，大量網民湧入其個人臉書頁面留下尖銳的謾罵與批評；2020 年「亞洲動漫創作展 Petit Fancy 32」的一名與會女性未著內褲、裸露下身的照片被拍下、流出之後，當事人的臉書也湧進了大量攻擊，包括羞辱其外貌和身體，或以道德評價攻擊之，甚或指責其為敗壞動漫圈形象的老鼠屎。如同 Lewinsky 在 TED 演講中強調的，這些未經證實、未經同意就被公開於網路上的訊息，通常未辨真假，也未提供脈絡，同時不夾帶絲毫的同情。然而透過科技的輔助，這些羞辱訊息會被放大、被失控、且永久留存，成為迴盪於全球社群的羞辱回音，時不時的呼嘯而過，成為穿透身心的利刃。
刃之鍛造：網路霸凌的物質基礎
隨著資訊溝通科技的發達與普及，網際網路可跨越時空界限，去中心性的多元組成，以及匿名性所帶來的超越身分界限之特性，曾為社會帶來烏托邦式的期待，認為網路可以擴大個人表達的渠道，促成想法與觀點的交換，提升公民參與行動的可能，進而促進民主的提升(Castells, 1998；Rheingold, 1993)。然而，如此的烏托邦理想在現實生活卻一再落空。Zizi Papacharissi (2002) 指出，網路連結性並不保證會帶來更公平、更具代表性與平等的公共領域。他以電視文化的發展作為借鏡，引用Robert D. Putnam(1996) 探討美國公民社會消失的研究，指出公共社會的衰微源自於電視所帶來的腐蝕性的大眾文化。Roderick P. Hart (1996) 也主張電視媒體雖帶來大量的政治資訊，但它所引起的僅是一種活動感(a sense of activity)，而非真正的公民參與。將眼光放回網路，Papacharissi (2002) 表示我們同樣可見線上空間的參與並未直接應許一種民主和理性論述的出現，戰火、衝突都一再超出合理的界限，所謂的線上溝通也經常是種輕率觀點(hasty opinions)，宣洩情感和情緒的成分大過於理性和聚焦的論述。
烏托邦從未存在。我們直面的，是網路霸凌日漸普及的社會。此現象雖非技術物所直接促成，但我們可以看見人們如何挪用其物質特性，使其成為符合自我旨趣的工具。首先，網路匿名性的特質，可以讓霸凌者免於被辨認、被規範和承擔社會後果，因而會強化其言行的攻擊性(Ybarra and Mitchell, 2004)。Michael J. Moore 等(2012) 的研究便指出，相較於具有身分識別機制的網站，匿名性的網站具有較多攻擊性的文章和訊息。其次，雖然網路的開放性能促成異質成員的參與，然而如Lincoln Dahlberg (2001) 所言，與其去接觸多元意見、接受被挑戰的可能，許多網路參與者僅想尋找具有相同旨趣的夥伴，並在相濡以沫的過程中強化彼此的價值和偏見。如此的聚集特性，配合上社群媒介的個人化演算法，遂形成了 Eli Pariser (2011) 所言的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演算法創造出一個符合個人旨趣的資訊宇宙，並徹底改變我們接觸想法和資訊的方式。我們不需主動選擇，就會被放進一個依據自己的行動或價值偏好來篩選資訊的過濾泡泡中。Cass R. Sunstein (2001) 指出，網路在此塑造了一種回音室(echo chamber) 的效果，相似的個體相互連結，彼此發布的資訊也有著近似的觀點，且透過相互的共鳴再次肯定既有的政治傾向。如此的同質相聚除了會帶來自我隔離的現象( 只與具有相同意識形態的人互動)，也會造成意見的極化。亦即，只信任自己所屬群體的訊息；同時，當不同立場的群體相互衝突並引發憤怒的情緒時，也更容易以刻板印象來理解對方，並降低對資訊真偽的明辨力，更輕易的去接受那些支持自己觀點的訊息(Tucker et al., 2018)。最終，這樣的動態所導致的，就是網路論述的碎片化、極化、和不同意見群體間的相互排除(Colleoni et al., 2014)。
再者，網路社會消除時間、空間、身分界限的特性，也為社會互動的型態帶來重要影響。Steven A. Kohm (2009, p.200) 主張線上社會會促成認同的流動性。因其超越各種界限的能力，打開了一個空間讓人們去探索那些處於社會可接受/ 不接受邊界的情感和行為，宛如一種幻想的實踐，以各種不確定性來構築線上互動。而當諸多邊界都顯得模糊混沌時，過往所仰賴的無辜和有罪的界限也不就再那麼清楚明顯。若難以確認明暗所涉及的是倫理規範的鬆動，Sherry Turkle (2018) 的擔憂更甚一層，她認為當人們藏身在虛擬世界，不斷游移在身分的切換中，會使得人們忘記面對面交流對人際互動的重要性，進而削弱其同理心，使得人們無法設身處地的為對方著想，更遑論換位思考去理解對方的感受。
推演至此，網路霸凌的元素似乎具足了。當網民們匿名的於線上空間聚集，免於被辨認的機制使其更容易發表具攻擊性的言論，也使得聚集的效應成為情感宣洩勝過於理性論述；過濾泡泡和回音室效應讓聚集的組成偏向同質化，並會在對立、衝突和情緒的激發中產生組內觀點的極化，以及對組外觀點的刻板印象化和排除化；流動的認同讓人難以定位對與錯的倫理準則，逐漸喪失的同理心則讓人無法理解自己究竟對他人造成何種傷害。然而，物質基礎具足並不等同於會直接帶來霸凌的實作；或換言之，有了工具並不代表我們一定會把工具放到特定用途上。這也使得我們逼近更核心的探問，網路霸凌究竟所為何事？
刃之穿透：羞辱作為一種社會控制
Kohm (2009, p.195) 在討論電視中的真人實境犯罪節目時，以傅科（Michel Foucault）觀察到的公開酷刑作為類比，主張觀眾有可能會拒絕節目所展示的羞辱奇觀。我覺得將傅科的觀察放在這裡，帶來一種奇妙的對比。Foucault (1992) 的《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是以18 世紀的一個血腥酷刑場景作為序曲，其用意在於指出公開懲罰的野蠻程度削弱了權力正當性，被處決者從罪惡的象徵轉而成為被憐憫的對象，因而日後的權力治理手段已逐漸不見公開懲罰的方式。然而，無論是Kohm (2009) 討論的犯罪節目消費，抑或是網路霸凌的公審型態，都是一種又將懲罰帶回公眾面前的實踐。與其說這是因為人類的殘忍更臻極致，倒不如說公審本身已成為一個意義混雜的現象，它既是種懲罰，也不脫娛樂。在懲罰與娛樂的模糊地帶，我們藉由公審來展示及表演一種共通的文化情感與意識。
網路霸凌和公審是一種共通的文化表演，指的是什麼意思？Amundsen(2019)對復仇式色情的分析能帶來一些啟發。她認為，復仇式色情事實上是一種言說行動(illocutionary speech act)。亦即，它所包含的元素，不僅只是說出來的言語，還包含未用言語說出的言外行動；而言外行動要讓人理解，前提就在於聽者能領略說者的言語和言外行動的意圖。以未經同意被散布性私密影像的行動為例，其意圖不僅只是讓性私密影像暴露於公眾之眼，還意欲透過眾人對女性的身體、性和性別文化的共享情感和文化意義，來表演一場對女性的羞辱。同理，那些網路霸凌或公審所說出的言語，之所以具有傷害的效果，在於除了說出的言語之外，還包含了一種言外行動，亦即一種鑲嵌在共享文化資源中的羞辱文化或羞辱政治。因此，在公審中說的每一句話，甚或傳散的行動，都織進了言外行動讓人得以理解的共享文化框架。每個微小的語句一針一線的織就成一張厚實的文化意識，密實了羞辱的網羅，讓受害者處於羞辱的回聲中無法脫身。
以羞辱擊之，羞辱和伴隨而來的羞恥感，會成為一種權力的工具。如同 Clair Valier(2004, p.251) 所言，不論是表現、觀看和感覺的行動，都成為一種施以懲罰的權力。因此，網路上演的公共羞辱，事實上可用來作為一種強制和控制的手段；或如Kohm (2009, p.193) 所說的，一種新的「法律和秩序的意識形態」，讓情緒成為涵養懲罰的沃土，讓公眾從集體性的文化情感中找到娛樂或宣洩的共鳴；也讓公眾透過羞辱行動，進行一種象徵性的劃界行動，確認自己與被羞辱的對象分屬界線兩端。這不僅讓觀眾擁有一種罪惡的愉悅感，享受著集體歡騰/ 亢奮；同時也提供一種「啊不是我被羞辱」的安心感，而繼續遂行投石。
有劃界的行動，就有劃界是否具正當性的問題。Cheolho Yoon (2011) 從倫理哲學來研究網路脈絡中的倫理決策，指出無論從目的論和義務論的倫理哲學觀之，網路上的倫理決策，取決於當下所面對的倫理情境，情境的不同會帶來相當不同的判斷。這意味著，網路公審的「替天行道」，其中的「天」與「道」都是複數的。換言之，公審的社會控制力道是否合乎倫理、是否具正當性，牽涉到相當情境化的倫理判斷，從未是普世一致的準則。而當網路公審是場欠缺脈絡與情境線索的行動，我們如何把握，遽下的倫理決策擁有充足的正當性？所謂的伸張正義，正義的尺度能遠離嗜血的羞辱？
刃之拆解：網路公民共同體
網路霸凌和公審所傳達的是一種羞辱文化和政治，遂行的是社會控制與劃界，且界線的劃分很可能是在缺乏情境資訊之下所遽下的倉促決策。這意味著，網路公審如同一種意欲透過羞辱來掌控社會界限、維護其所認可的社會秩序的手段；而網路環境中的即時性、匿名性、跨越時空身分界限、並因個人化社群所促成的回音室和情緒極化，也讓網路公審一興，所燃燒的便是熾熱的火焰，從說出口的謾罵，到言外之意的羞辱，都侵害了被害者的尊嚴，也燒融了網路作為公共社群的多元性。網路參與是娛樂，也是權力與政治。每一位網路公民的行動，都會鍛造出網路公共領域的樣貌。拆解公共羞辱的羅網，我們，都是責任共同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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