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企畫 / 少年不戴花 — 不忘那個溫柔的玫瑰少年
高穎超|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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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2020 )年臺灣社會面對新冠肺炎,形成「防疫共同體」成功抵抗全球大流行時,也上了一堂「性別氣質」的全民教育。 4 月 12 日媒體反應有小男生不願戴粉紅色口罩去學校,怕被同學議論。隔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便率領四位男性官員(俗稱防疫五月天),戴著粉紅色口罩一字排開,身體力行宣導顏色沒有性別差異,打破二分的刻板印象。
賣力防疫的高人氣官員還做性平社會教育,立刻引爆粉紅熱潮。蔡英文總統在臉書和Instagram 上貼圖支持,圖中紫髮男孩開心穿戴著粉紅口罩、粉紅 T 恤,宣告「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粉紅色都是很棒的顏色!」(蔡英文, 2020)。各政府機關(包括教育部)、知名品牌與網紅紛紛「粉紅化」自己的品牌形象,連兒童台的「哥哥」都呼籲兒童不應陷於性別刻板印象的窠臼。
這股突破顏色性別框架的臺灣共識,我稱為「粉紅口罩共識」。足見自葉永鋕過世至今的 20 年以來,性別二分的框架已逐漸鬆動,透露出更多性別氣質多樣性的可能性。但同時,基於異性戀傳統價值的反多元性別教育運動,匯集了保守的家長與宗教團體勢力,也形成對性別氣質教育的挑戰。面對兩股對反的社會力量,本文進一步探問 : 當我們邁向下一個十年的陽剛氣質教育與研究,有何理論觀點可重新耙梳、釐清與突顯?又有哪些新的概念方向?
囿於篇幅,本文僅譯介我在美國教授「陽剛氣質社會學」( Sociology of Masculinities )課程中的三種理論取徑:(一)面對霸權一詞被錯誤濫用,我重新探究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 hegemonic masculinity )及關係性的陽剛氣質多樣性( relational masculinities )的權力內涵與互動性理論框架。接著,本文引介兩種新興理論取徑:(二)包容性陽剛氣質( inclusive masculinity )及(三)雜衝性陽剛氣質( hybrid masculinity )。在探究三種理論觀點的優勢與限制後,我以自己作為社會學者的角色,在保守基督教背景的「性別教育師資培訓」的田野觀察場景進行案例探討,描繪講師與學員的性別氣質對話,以示例三種陽剛氣質的理論觀點如何應用在臺灣教育現況中進行批判分析。希冀以本篇兼顧理論與實務的文章,鼓勵同在教育現場
的夥伴看到同婚合法化後性別教育的契機與挑戰,一同勇敢地進行突破,喚出下一個十年兼具交織性和批判性的陽剛氣質教育與研究¹。
[1] 臺灣學界對於如何翻譯 “ masculinity ”仍在辯證性發展中。黃淑玲(2003)的喝花酒研究譯為「男子性」,其包含「男子氣概」(manliness)。游美惠(2012)回顧學術期刊《性別與教育》時採用「陽剛特質」譯法。本文沿用高穎超(2006)、台灣女性學學會等(2012)的翻譯「陽剛氣質」。其實,沒有一個翻譯是完美的翻譯。若以男子性為中心來翻譯,雖然呼應了“ masculinity ”在 Webster 英文字典的原意「男子性的特性或特質」(the quality or nature of the male sex),但會暗示其意義被生理「男性」給宰制,排除了順性別女性、跨性別男性(女跨男)也能展現女性陽剛氣質(female masculinity)的機會和話語權。這種翻譯因此可能有厭女、跨性別恐懼(transphobia)的嫌疑(參考 Halberstam, 1998)。譯為陽剛氣質可以借用傳統陽與男的連接,以「陽剛」連接英文所謂「陽剛或男人樣的性質、狀態或程度」(the quality, state, or degree of being masculine or manly),而「氣質」比「特質」有包容性、模糊性的寬闊空間,而不落入孔諾(Raewyn Connell)所反對的將性別想像為個別、原子式的性別特徵(trait)。但「陽剛」也可能使人誤會一定要孔武有力、鋼鐵直男才算「陽剛」,忽略了本文討論的「溫柔陽剛氣質」、「關懷陽剛氣質」。或許翻譯的多樣性正展現了華文的彈性,讀者可因地制宜地選用最符合脈絡情境的翻譯。
三種陽剛氣質理論取徑
反思霸權/王道陽剛氣質及關係性的複數陽剛氣質
霸權≠霸道!
霸權/王道陽剛氣質是當今國內外陽剛氣質研究最具影響力的概念,但也最容易被誤用,甚至遭到移花接木、扭曲原意,因此亟需重新耙梳定位。
臺灣普遍將澳洲跨性別社會學者孔諾 (Raewyn Connell )的“ hegemonic masculinity ”概念譯為「霸權陽剛氣質」,源自早期臺灣將義大利社會學家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 1891-1937 )的“ hegemony ”概念翻譯為「霸權」。然而,不知理論淵源的論者(包括部分反對同志教育的保守派領袖)容易將「霸權」望文生義成「霸道」,或用臺灣閩南語化的華文聯想成「鴨霸」,因而反對教科書出現「異性戀霸權」字樣。這全是誤解。
事實上,「霸權」跟「霸道」的本意剛好相反。簡言之,葛蘭西在《獄中札記》(Prison Notebooks)使用“ hegemony ”一詞來描述一種特別的階級關係。在葛蘭西之前的馬克思(Karl Marx)傳統多用物質條件上生產工具的擁有或缺乏來定義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透過剝削、掠奪無產階級勞動所生產出的剩餘價值來達到絕對的支配。葛蘭西不同,他指出:階級之間的支配存有兩種策略的交互使用,一手是強迫(coercion),也就是靠武力、權威、暴力、刺激煽動和戰術來使人屈從,另一手則靠「製造甘願」( consent ),也就是透過國家機器、家庭、宗教、教育等機構進行文化宣傳、教化馴服,來達成不用武力強迫便能使被宰制的人民心悅誠服,形成「霸權」以維繫統治(Gramsci, 1971, p.170)。
換句話說,成功的霸權來自於人民(和受壓迫者)的甘願順服。如果人民感覺統治者霸道、鴨霸,那掌握權力者就毫無霸權可言了²。 正因為製造甘願的「霸權」宰制與「霸道、鴨霸」本意剛好相反,卻常被誤讀,有論者便建議將“ hegemony ”翻譯為王道(如傅大為)³ 或領導權(如文化研究 @ 嶺南, 2006)。依此,高穎超(2006)的軍事陽剛氣質研究承用傅大為的譯法,建議將孔諾的 hegemonic masculinity 翻譯為「王道陽剛氣質」。游美惠(2014)的《性別教育小詞庫》則將霸權 / 領導權 / 王道三者並列。
[2] 葛蘭西強調,這兩種手法是雙重、辯證性使用。以中國「霸權」為例,當北京當局為了達到統治臺灣的目的,它一方面用武嚇逼使臺灣人民屈從(如多次臺海戰役),另一手則透過大外宣,讓利、買辦文化,在 LINE 群、 YouTube 上散佈內容農場的假訊息等方式,達成收服人心,讓部分臺灣人以為被中共統治也沒有什麼不好,來達成未戰先降的目的。這就是霸權交互運用強迫(coercion)和製造甘願(consent)的「雙 C 兩手策略」,來達成宰制、籠絡人民的統治目的。
[3] 參見傅大為對許宏彬(1980)翻譯的註釋,頁 19、21。
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
無論如何翻譯,孔諾使用霸權 / 王道概念用以描述某種男性及其陽剛氣質不僅壓迫女性、宰制其他男性,而社會中多數的被壓迫者還心甘情願同意這種陽剛氣質的優越地位與權力關係的性別結構。因此,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 hegemonic masculinity )絕不等於宰制性陽剛氣質( dominant masculinity )。精確地說,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意指一種「性別實踐行為的組態或形構( configuration of gender practice ),其體現了當今對於父權體制正當性問題的解答。此父權體制確保(或被用來確保)男性的宰制地位,以及女性的從屬地位」( Connell, 2018, pp. 9–10 )。
使用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來理解性別氣質,有幾個重要的理論突破:首先,孔諾挑戰在 1980 年代盛行的「男性性角色」( male sex role )理論,反對將性別視為自然、內在於個人的分類式特徵( categorical traits )。相對的,性別秩序是在一連串的性別實踐的行為過程當中,不斷地製造、確認、強化、協商,甚或挑戰、轉化、顛覆既有的性別秩序所形成的。而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便是透過持續性的性別實踐,來形構、維繫部分男性宰制女性(及其他男性)的父權體制。
接著,陽剛氣質沒有普同性的單一內涵,而是複數的(masculinities)。必須澄清的是,坊間常以為把陽剛氣質前面加各種形容詞就變複數了,例如黑人陽剛氣質、同志陽剛氣質、工人陽剛氣質、台客陽剛氣質等。此舉反而容易落入孔諾所謂「分類式」的性別觀點,應進一步從性別關係(gender relation)重新理解陽剛氣質。
如何捨棄類別式,而採關係性(relational)的觀點來理解陽剛氣質?我將孔諾〈陽剛氣質的社會組織〉一文中所發展的四種陽剛氣質視覺化成圖一,以解釋何謂關係性的複數陽剛氣質。如圖一整體所示,孔諾筆下的性別關係不是臺灣人所謂的那種靠關係、拉關係的本土心理學式關係(quanxi),而是不同的性別實踐行為之間的權力關係。這意味著,強調關係性的性別氣質教學與研究必然會揭露、分析、批判不同性別組態之間的權力不平等,並探究不同權力位置之間動態的社會互動與性別氣質變化。
兩組關係性的複數陽剛氣質
A 組關係包含了三種性別實踐組態: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屈從陽剛氣質和共謀陽剛氣質。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是一種對於男性氣質展演的理念型(ideal type),意指在特定社會文化脈絡裡,某群男性佔據著文化領導權的位置,不斷宣稱並維繫著他們在性別關係上的霸權 / 王道地位。黃淑玲(2018)指出臺灣的霸權陽剛氣質常見於企業、科技與政壇菁英,且與西方不同的是,臺灣不強調體型健壯,卻重視白手起家、財權地位,科技理性、「愛拼才會贏」。又如足球金童貝克漢(David Beckham)、天王周杰倫等國內外一干異性戀主流男星,仰賴財力與媒體影響力,透過音樂、電影、電視節目等文化工業形塑著人們對陽剛氣質的期待。然而,在日常生活中能夠
活出百分百理想型的男人可能鳳毛麟角,或根本不存在。即使貝克漢、周杰倫也並未百分百符合該社會男性氣質的理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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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男性之所以能維繫自身的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一方面仰仗著結構性宰制女性與強化陰性氣質(emphasized femininity)(Connell, 1987, pp. 187–188),就如維多利亞辣妹(Victoria Beckham)為了貝克漢放棄她的演藝事業,及周杰倫 MV 中充滿性感女體以襯托他和哥兒們的陽剛氣質。另一方面,這群異性戀男性的主宰地位建立在壓迫他群男性的陽剛氣質上。例如,男同性戀的陽剛氣質長期被貶抑到從屬地位,屈從成次級男性,或不斷遭受生活中的微觀侵擾(micro-aggression),例如被嘲笑娘娘腔,不夠男人,惡意捉弄,或被脫褲子檢查有沒有小雞雞等。孔諾指出,男同性戀的(被)屈從陽剛氣質(subordinated masculinity)⁴ 建立在一系列的物質實作上,例如同性戀被異性戀排除於主流政治和社會之外,遭受文化暴力(成為宗教右派鬥爭的箭靶)、法律暴力(因為肛交而受到法律侵犯隱私)、街頭暴力(蒙受恐嚇,甚至謀殺),以及經濟歧視和人際關係霸凌。
[4] 臺灣經歷太陽花學運後的年輕世代常用看似拗口的「被」語言來針貶社會事實背後的權力運作,例如反送中的年輕人「被」自殺,背後有威權的國家機器運作。周子瑜「被」道歉自己拿中華民國國旗,其實是遭到中共的施壓後不情願的道歉。本文沿用這種「被」語言來指出屈從、邊緣的性別位置是性別權力運作的結果。
第三群男人的位置屬於「屈從以上,霸權 / 王道未滿」的中間位置,呈現共謀陽剛氣質(complicit masculinity)。他們的陽剛氣質未具絕對領導性,但不時會分享到一些因宰制女性和男同性戀而獲得的父權紅利(patriarchal dividend)。他們可能是喜歡看球賽歡呼,想像自己是明星球員的平凡上班族,也可能是愛看成人片滿足爺們幻想的宅男。他們對其他的弱勢男性處境視而不見,可能心裡暗爽自己不是最弱小的那個,甚至當男性領袖在霸凌其他弱小男性時還會跟著幫腔、踢一腳,形成父權體制的共犯之一。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們也因為缺乏霸權 / 王道,表現著某種程度的循規蹈矩,例如尊重女性、分攤家務、賺錢負擔家計。因此面對想從根本上改變父權體制的女
性主義運動,共謀陽剛氣質的男人會批評她們「太過激進」,自覺倍感委屈。
如此,霸權 / 王道、屈從、共謀陽剛氣質形成 A 組的性別實踐關係。這三種陽剛氣質的形成並非仰賴既有的身分類屬,而是在不平等的性別權力關係中互動而生成。它們各自的內容(如何謂「霸權/ 王道」?誰被「屈從」?怎樣算「共謀」?)則會隨著文化脈絡而變化。
另一方面, B 組關係則延著澳洲或美國社會中的種族不平等軸線,由白人佔據的霸權 / 王道位置,透過系統性排除與歧視將黑人男性打壓成(被)邊緣陽剛氣質(marginalized masculinity)。在這組關係裡,邊緣陽剛氣質總是要經歷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的授權認可(authorization)才能確認自身。例如,在美國種族化的陽剛氣質競爭中,亞洲男性被白人男性定型成矮小、陰柔、陰莖短,不夠男人的「溫柔陽剛氣質」(soft masculinity);而非裔男性被定型成高壯、陰莖粗大,甚至過分陽剛到暴力侵略性程度的「超陽剛氣質」(hyper masculinity)。
無論是不足或超過,這些種族化的陽剛刻板印象都不斷地把白人男性當作正常、標準,將其他非白人男性貶抑為過與不及的非常規性別,以此再製白人男性作為霸權 / 王道的宰制地位。例如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中的美國,如果白人女性與華人男性結婚,白人女性將被迫喪失美國公民資格。此歧視性的移民政策讓華人男性在婚姻市場上被邊緣化。
上述 A 、 B 兩組陽剛氣質只是孔諾用來示例如何在特定文化脈絡中,依照性別權力關係分析出整體男性壓迫女性,以及男性內部彼此宰制和鬥爭的多種陽剛氣質類型。在其他脈絡(如臺灣的外省眷村、同志社群、宮廟陣頭,或不同族的原住民部落),陽剛氣質的複數型態和權力關係可能相似,也可能大異其趣,值得脈絡化分析。若要貼切運用孔諾的「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理論,我們心中應有如圖一所示這種關係性的多重陽剛氣質,隨時處於動態權力關係的圖像。「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絕不能化約成用來謾罵有權有勢的男人很霸道、鴨霸的代名詞。
必須澄清的是,社會中最有權力的人不必然展演著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例如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J. Trump)無疑是 2020 年世界上最有權力的男人之一,但美國雖有一半人欽羨他活出了白人硬漢、基督教國族主義者的形象,卻也有另一半人厭惡他歧視女性、移民、性少數者,毫無教養的談吐,及防疫失敗的顢頇無能。這樣的男性權威(authority)並不具有霸權 / 王道(hegemonic)的地位。
抵抗霸權的可能
任何一種陽剛氣質的霸權 / 王道都是脆弱、朝不保夕,隨時會變動、遭到挑戰和取代。例如,在後 #MeToo 運動時代,男性的「性霸道或鴨霸」只會造成他們的「霸權 / 王道」喪失,因為愈來愈多女性已覺醒,不甘願接受「潛規則」,也不情願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展現陰性氣質的網紅「國際美人」鍾明軒和許多男同志夫夫 YouTubers 也理所當然地自在做自己,拒絕屈從於壓迫性的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之下。因此在孔諾(2005)的理論架構上,我在圖一另外補充了兩條反向抵抗的可能路徑⁵。宰制和抵抗的力道相差懸殊(所以箭頭一粗一細),但抵抗確實存在。以 A 組關係為例,儘管男同性戀的陽剛氣質在結構位置上屬於屈從,但在日常生活中被壓迫的行動者也可能創造新的陽剛氣質來抵抗、挑戰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
[5] 感謝畢恆達教授閱讀本文草稿,建議補充抵抗路徑的可能性。
例如,高穎超發現有些臺灣義務役男會在軍營裡,以公共性實踐或跨越軍事階級的性關係來挑釁地抵抗軍事陽剛氣質階序(Kao, 2017)。實境秀《酷男的異想世界》(Queer Eye)便玩弄異性戀對男同性戀者在品味、時尚異於凡人的刻板印象,特地找了五位主持人來改造男性來賓的服裝、髮型、時尚、室內設計、文化品味,讓異性戀體會酷兒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同時提昇男同性戀(酷男)陽剛氣質的位階,反攻霸權 / 王道的高地(詳見下節「都會潮男戀」)。
然而,這種宰制與抵抗的對立關係是動態、辯證的。例如我博士班的指導教授史坦琳(Arlene Stein, 2005)研究發現:世紀之交,美國男同性戀文化為了抵抗過去陰柔、娘娘腔的刻板印象,因此大量健身,發展出像肌肉男、筋肉男、皮革重機蓄鬍等「超陽剛氣質」(hyper masculinity),在身形上碾壓多數異性戀男性,酷男比異男更男人!這個趨勢造成了異男的恐慌,也就是史坦琳所謂「焦慮陽剛氣質」(anxious masculinity)。於是在那同志還不能結婚,成家是異性戀特權的時代,異男紛紛以自己有家庭,可以勝任丈夫、父親角色來傳宗接代、養家擔責為理由,再次宣稱自己的(異男)陽剛氣質才是霸權/王道的,以此抵消來自於新時代酷男的反攻挑戰。
此外,霸權/王道和臣服的陽剛氣質之間也可能從對立關係轉向融合。例如,過去關懷、體貼、重視家務被陰性化為不夠男人。Hunter 等學者研究在家裡成為孩子主要照顧者的父親們,發現這群男人發展出一種「關懷陽剛氣質」(caring masculinity),來協商父職(fatherhood)和陽剛氣質之間的緊張矛盾。這群父親可以流露情感、表現敏感,家居、展現關懷,並與另一半相互依賴(不用硬撐著裝獨立、全能),也不危及或拒斥自己的陽剛氣質(Hunter, Riggs, and Augoustinos, 2017)。研究者認為,關懷陽剛氣質並未取代、而是擴充了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的內涵。
小結
當臺灣於 2020 年形成「粉紅口罩共識」,看似社會整體對多元性別氣質的包容性顯著提昇,但若從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的理論觀點看來,不同男性群體之間的競爭與權力不對等並沒有發生結構上的改變。面對把「霸權」混淆成「霸道」的勢力,性別教育者與研究者可以基於專業素養,勇敢地釐清,進行機會教育,並進步充分理解該理論所突顯的性別權力關係的觀點,細緻地覺察在教育現場或研究田野中多重陽剛氣質競爭與互動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從而發覺權力的運作與抵抗的可能性。
面對益發增加的性別包容度與依然頑強存在的性別權力關係,「霸權 / 王道陽剛氣質」已不足以充分分析 21 世紀的陽剛氣質發展。本文的下篇將進一步引介 「包容性陽剛氣質」與「雜衝性陽剛氣質」兩個新觀點,並以臺灣實例探討如何將三種理論應用於臺灣的性別教育現況。
(本文感謝黃淑玲、畢恆達老師閱讀本文草稿,慨予修改評論與建議。文責由作者自負。)
(下篇將於本刊第 92 期刊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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